□孟凡增

中国人是最讲究面子的。

我常想，这“面子”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不是皮肤上的那层皮，却比皮肤更娇嫩；它不是血肉骨骼，却比血肉更难愈合；它不是衣裳冠冕，却比任何服饰都更需精心穿戴。面子之为物，虚无缥缈却又无处不在，轻如鸿毛却又重若泰山。它游走于皮肉与心灵之间，盘踞在社会关系的每个角落，像一层无形的薄膜，包裹着每个中国人的灵魂。

小时候家中常有邻里纠纷。张家的鸡啄了李家的菜，王家的狗吠了刘家的门。本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往往闹得街坊四邻皆知，甚至惊动里正。我常见张婶涨红了脸，在街上指着李叔的鼻子骂：“你欺负人！不给个说法，我今天就不走了！”而李叔则梗着脖子反驳：“谁欺负谁？明明是你家的鸡先……”话未说完，两人便已面红耳赤，几乎要动起手来。每每此时，母亲便叹道：“都是为个面子。”

后来读《礼记》，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语，方知面子原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根基。无礼则不立，无义则不交，无廉则不齿，无耻则无面子。面子实则是礼的外化，义的体现，廉的守护，耻的屏障。一个人若失了面子，便如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无所遁形。故中国人宁可舍利，不可丢面；宁可伤身，不可损名。

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写阿Q被王胡打了，却自我安慰道：“儿子打老子。”这是何等精妙的面子哲学！当现实的打击无可避免时，中国人总能从精神上寻得一个台阶下，使自己在面子上过得去。这种“精神胜利法”，实则是面子文化最极端的体现。阿Q的面子不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幻象上。但幻象终究是幻象，当幻象破灭时，面子的崩塌便如山崩海啸，不可阻挡。

我见过太多人为面子所累。表姐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一年，却每日打扮得光鲜亮丽出门，逢人便说在“大公司实习”。后来实在瞒不住了，才道出实情。原来那“大公司”只是街头的一家小店，“实习”也不过是帮忙看店、扫地。我原以为她会羞愧难当，不料她倒是释然：“总比说没工作强。”面子竟成了比真实更重要的存在。人们宁愿活在虚假的光环中，也不愿面对赤裸的现实。

文人墨客于面子更为执着。苏东坡被贬黄州，却写下“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诗句。表面上看是超然物外，实则何尝不是在维护一个士大夫的面子？失意不能失态，落魄不能落颜，这便是中国文人的面子观。他们可以在政治上失败，却不能在文化上认输；可以在仕途上失意，却不能在诗文中失色。面子于他们，是最后的堡垒，是精神的底线。

面子文化亦有可爱之处。它催生了“宁可清贫自乐，不作浊富多忧”的操守，孕育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培育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品格。正是这对面子的珍视，使中国人在外侮当前时能挺直脊梁，在威逼利诱前能坚守气节。但凡事过犹不及，当面子成为虚伪的温床，当脸面变成欺骗的幌子，当尊严异化为固执的盾牌，面子文化便显出它的病态来。

如今，城市的高楼大厦间，面子的形式虽已改变，但其本质依旧。人们依然在意他人的评价，在乎表面的光鲜，在乎排场的盛大。只是那层面子的材质已经翻新，从粗布换成了绸缎，从草鞋换成了皮鞋，但穿着者依然如故地在乎着别人的眼光。

面子之于中国人，如衣裳之于身体。裸体可耻，但衣裳过重则难行走。或许，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要不要面子，而在于如何把握面子的轻重，使之既不轻浮如蝉翼，也不沉重如镣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