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智

每次走进位于曹州书画院的赵登禹将军纪念馆，我的脚步总会不自觉地停在那张老旧的棕床前，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不为别的，就为想起父亲，想起他临走前那个没说出来的念想，成了我心头一块去不掉的疤。

前些天，新华社的记者来菏泽，要写伯父赵登禹将军的英雄事迹。我陪着去了曹州书画院的赵登禹将军纪念馆。一进门，看到那张棕床，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它太不起眼了，可就是这张床，连着将军，连着我们家，也连着父亲心里那份沉甸甸的东西。

这床是怎么到纪念馆的呢？那一年，时任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晓军在下乡检查工作时发现了那张棕床。杨部长懂行，一眼就看出这床对了解将军生平的分量。他想征集到馆里去，怕我老父亲舍不得，还特意说：“老人家，不能白拿您的，咱按规定给点补偿。”父亲听了，摆摆手，声音不高，却像石头落地一样硬实：“钱？一分不要！这床搁咱屋里，就是个睡觉的家伙什儿。送到纪念馆，它就是文物了！”

父亲的话，我记了一辈子。那不是客套，是他心里对将军那份实实在在的敬重。床，就这么被恭恭敬敬地请进了纪念馆。后来，父亲收到一张鲜红的荣誉证书，报纸上也登了巴掌大一块文章。父亲把它们收得好好的，压在箱子底儿。我知道，他不是图那个名，是觉得为将军做了点事，心里头踏实，亮堂。

日子流水一样过。转眼到了2009年冬天，父亲病得不行了，躺在床上，气都喘不匀。有一天，他忽然睁开眼，望着顶棚，像是攒了很久的力气，哑着嗓子问我：“咱家……离那个书画院……远不？”我那时心思全在他的病上，又慌又乱，想也没想就答：“远着呢爹，几十里地，可远了！您问这干啥？”父亲听了，没再吭声，只是慢慢地把头扭过去，脸朝着墙，就那么望着。眼神空落落的，好像要穿过那墙，看到很远的地方去。

我当时傻啊，以为他是累了，想歇着，还给他掖了掖被角。但没过几天，父亲就走了。现在想起来，父亲那一声问，像根烧红的针，一下下扎在我心尖上。他哪是问路啊！他是想再去看看，看看那个摆着将军遗物的纪念馆，看看那张他亲手送进去的棕床。那床在他心里，早就不是木头和棕绳了。它像座桥，搭在他和那位素未谋面却敬了一辈子的将军中间。爹是想最后去摸一摸那床沿，就像是跟将军，也跟自己这辈子一个念想，道个别。可我这当儿子的，木头疙瘩脑袋，硬是没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几十里路，对躺在炕上等死的父亲来说，是天边那么远；对我这个腿脚利索的儿子来说，竟成了横在他心愿前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儿。父亲最后望着墙的那个眼神，那没说出口的话，承载着他最大的遗憾，也成了我这辈子最深的懊悔，一想起来，心就揪着疼。

大刀将军赵登禹，是大英雄，名字刻在石碑上，写在书里。我父亲呢，就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辈子土里刨食，没干过啥惊天动地的事。可偏偏是这张旧棕床，把他俩连在了一块儿。将军在上面歇过乏，那是他活过的印子；父亲把它当宝贝守着，最后又把它献出去，那是他心里头最厚道、最本分的敬重。

现在，那张床静静地躺在纪念馆里，木头都发暗了，棕绳也松垮了。岁月侵蚀了它的形貌，可我每次伸手，描摹它的纹路，指尖好像还能觉出父亲手掌的粗糙和温热，恍惚间，又好像看见将军当年风尘仆仆归家的身影。我站在那儿，对着这张老床，心里头翻江倒海。父亲啊，儿子现在明白了，全明白了。明白您最后想问的那句话里，藏着多少念想，多少不舍，多少……没能成行的遗憾。这份遗憾，和咱对将军的念想一样，都沉沉地压在我心窝子里。它不光是凉的，想起来会疼；可它也是暖的，因为里头装着您那颗实诚的心。这份疼，这份暖，儿子得揣着，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忘不了，也丢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