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如坤

我的家乡在山东郓城，“梁山一百单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的老话，打小就听长辈们念叨。宋朝时，这里还是八百里水泊的腹地，后来黄河改道淤积出一马平川，邻县的梁山便成了平原上最鲜明的坐标——晴好的日子里，站在农家院的土坯屋顶上，三十多里之外的山峦轮廓分明，连岩石的纹路都能看得真切。

20世纪90年代初的鲁西南农村，日子过得像村口的老井，沉静又清贫。父母守着几亩薄田，春种秋收的轮回里，老黄牛拉犁的蹄印印满田垄，石磙压麦的声响碾过晨昏，几只老母鸡下的蛋，是换油盐的微薄生计。这些撑起了一家人平淡却安稳的时光。土坯房四壁空空，电视、电话都是遥远的“稀罕物”，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辆褪色的大金鹿自行车，我们叫它“洋车子”，是母亲的嫁妆。车把上的金属铃铛，一声清脆便能荡过半个村子，惊起炊烟里的鸟雀。那时我从没去过县城，最热闹的去处，便是跟着长辈赶乡镇市集，或是凑每年寥寥几次的庙会，看耍把戏的、卖糖人的，就能开心一整天。

童年的乐趣，多半藏在那方洒满阳光的屋顶上。我家的院子在村子东北角，墙头外的杨树林枝叶婆娑，屋后头的小河潺潺流淌。白日里，躺在晒得暖烘烘的茅草上，看白云从梁山那边慢慢飘过来，看原野里绿得晃眼的庄稼；夏夜尤其惬意，卷一张草席铺在屋顶，伴着蛙鸣蝉噪乘凉，数夜空中的繁星，直到眼皮打架。梁山看久了，爬山的念头便像野草般疯长，总缠着父母去。可农忙时节，父母的脚步从早到晚离不开田地。被我缠得没法，母亲便坐在炕沿上，笑着哄我：“傻孩子，咱种石头呀。把小石头埋进土里，等它破土发芽、长成大山，你就不用跑那么远了。”

农村孩子的心透亮纯粹，竟真的把母亲的话当了真。恰好邻居翻修房子，胡同口的沙堆里藏着不少形态各异的小石块，我蹲在地上挑拣了半天，选了些圆润光滑的，像揣着珍宝似的捧回家。院子一角是拴老黄牛的地方，堆积的牛粪黑黝黝的，在我眼里，那是滋养万物的好肥料，石头种在这里，定能快快长大。我找来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扒开牛粪，挖了个浅浅的坑，把石头一颗一颗放进去，再用泥土轻轻盖住。此后每个放学的黄昏，我都要跑过去看几遍，盼着能冒出小山的“芽”来。

日子在日出日落中悄悄溜走，石头终究没能发芽，我却在日复一日的期盼中渐渐长高，爬梁山的执念也慢慢淡了。如今想来，那不过是母亲情急之下的温柔谎言，可每当忆起“种石”的往事，母亲的身影便清晰得仿佛就在眼前。母亲一辈子操劳，田里的活计、家里的琐事，压得她喘不过气，也落下了一身病痛。夜里，常能听见她因难受而翻来覆去的声响，可天还未亮，她又会准时扛起锄头下地。十六年前的秋收，父亲在附近砖瓦窑厂上班，母亲独自在玉米地里劳作，劳累过度加上旧疾复发，她突然栽倒在地，从此半身不遂，与轮椅为伴度过了十多年。要强了一辈子的母亲，终究没能敌过命运的安排，疫情放开后的那个寒冬，身子虚弱的她刚年过六旬，便永远离开了我。

如今我虽已离开村庄，可每次路过工地或是河滩，看到散落的小石子，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那些沉默的石头，多像母亲的爱啊，没有华丽的言语，却深沉而坚定。当年埋在牛粪里的石头，在我心底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思念的模样。梁山依旧在远方矗立，而母亲的叮咛与疼爱，就像这平原上厚重的泥土，滋养着我走过岁岁年年，从未远去，也永远不会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