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丽挪

入了冬，我们成武人便开始惦记那碗白酥鸡。

这碗载于县志、源于清初的传统吃食，已在故乡的烟火人间飘香三百年。对我而言，这味道，是父亲的味道。

母亲的电话来得突然：“你爸脑出血住院，昏迷中反复念叨‘白酥鸡’……”声音断断续续。我放下电话，怔了半晌。那三个字，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老家厨房里，父亲系着围裙，用力搅动着盆中的肉馅，我们几个孩子扒在门边，他总是笑着回头：“别急，肉得上劲才好吃。”

北上的绿皮火车哐当作响，窗外掠过收割后寂寥的田野。父亲的话犹在耳边：“等收完秋，就带着白酥鸡，去内蒙古看你们。”在我们成武，白酥鸡是压轴的宴客菜，是年节的象征，更是游子心中故乡的图腾。

病房里，消毒水的气味也盖不住他身上那股熟悉的烟火味。他多数时间昏睡着，见到我，眼睛倏地湿了，嘴唇翕动：“白酥鸡……”我握住他那双布满薄茧的手。正是这双手，四十年如一日，在蒸汽氤氲中，将刚蒸好、吹凉的白酥鸡，一块块喂进我嘴里。

病中的父亲，仿佛成了梦中最执着的厨师。“肉要剔净，筋膜卡嗓子”“淀粉和肉，得是三比一”……这些呓语，是他从爷爷那里承袭而来、刻入骨血的法则。一个深夜，我听见他喃喃道：“水要分三次加，一次不能多。”我赶忙应声：“记住了。”他才像完成了某种庄严的托付，安然睡去。

关于这味道最深的记忆，停在三岁那年的冬天。我重感冒烧得迷糊，却哭闹着非要吃白酥鸡。在邻村帮厨的父亲听闻，扔下围裙便跑了回来。我扒着门框哭，直到蒸锅里冒出诱人的香气。刚出锅的鸡糕烫得吓人，我抓着就往嘴里塞，哈着气也舍不得松口。父亲蹲在一旁，用粗糙的手掌轻抚我的头顶：“慢点儿，没人跟你抢。”

远嫁内蒙古后，每逢思乡，父亲总在电话那头说：“回来吧，爸给你做白酥鸡。”那时只当是寻常慰藉。直到儿子三岁第一次回山东，捧着小碗吃了半碗，含糊不清地说：“姥爷做的最好吃。”父亲含笑的眼里闪着泪花：“跟你妈妈小时候一个样。”

自此，他便执着地要将这门手艺传给我。可我怎么也复刻不出那个味道。他抓着我的手搅打肉泥：“得顺着一个方向，把心意都揉进去。”我总学不会那股“上劲”的力道。如今，望着病床上虚弱的他，我才恍然：那所谓的“劲”，哪里是手臂的力气，分明是将一生的牵挂与疼爱，绵绵地、固执地，揉进了那一盆肉泥里。

父亲出院后，越发惦记要为我再做一次白酥鸡。厨房里，母亲已备好所有他满意的原料。他重新又握起那把老菜刀，低着头，极慢、极仔细地剔着鸡胸肉上每一丝筋膜。那只布满青筋的手，因为刚康复，抖得厉害。每剔几下，便要停下来喘息。

我想接手，他却坚决地摇头。

搅打肉泥时，他的动作更慢了。每搅几十下，就得扶着灶台歇息片刻。

蒸笼架起，“咕嘟”的水沸声中，父亲断断续续地说：“你嫁去内蒙那天早上，我给你做了三碗。看你吃了一碗半，我心里就想，这么远，以后你馋了，可怎么办。”

蒸汽裹挟着鲜香弥漫开来。父亲执意亲手开笼。笼盖掀开的刹那，热气扑面。倒扣在盘中的白酥鸡，边缘微微塌陷，切片也厚薄不均。父亲眼神一暗：“老了，不中用了……”

我拈起一块放入口中，那魂牵梦绕的味道瞬间在舌尖漫开。“好吃，爸，真的特别好吃！”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缓缓走到椅子边，坐下，闭上了眼睛。我转过身，假装望向窗外。

临返内蒙时，我向他要了那只蒸鸡用的旧陶碗。因为它盛过四十多年的白酥鸡，盛过父亲的壮年与衰老，盛过我的整个童年，也盛着我们一家人所有未曾明言的、沉甸甸的牵挂。

北国的冬日，我又做起白酥鸡。蒸汽氤氲间，仿佛回到了父亲那间飘满食物香气的厨房。

这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无声的守望与诉说。若有缘在冬日来到成武，愿你也尝一口这酥白鲜香，我想品出的不仅是食物之味，更是一段关于家与传承的温暖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