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放弃，不管花多少钱、受多少罪，我们都愿意。”日前，已故患者家属、原告张某声音嘶哑，悲痛地诉说着自己的不幸。巨野县人民法院法官王凯和人民陪审员韩邱在一旁正襟危坐，神色凝重。

自从妻子李某被确诊肿瘤后，这个家庭便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抗战”。长期的病痛折磨、高昂的医疗费用以及对未来的恐惧，像一张无形的网，最终压垮了李某——她从狭窄的病房窗口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妻子在医院里没了，他们怎么能没责任！”张某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认为医院不仅未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更缺乏对重症患者的心理关怀。因此，气愤的张某一纸诉状将医院告上了法庭，要求医院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39万元。

医院代表刘某也倍感委屈：“我们严格按照医疗规范照看患者。李某的自杀是突发极端行为，医护人员不可能24小时寸步不离监护，这超出了合理的安全保障边界。”

认真翻阅了厚厚的病历和现场勘验记录后，王凯意识到，这起纠纷绝非简单的“判胜诉败诉”就能了结——一边是痛失至亲、情绪激动的家属，一边是坚守医疗规范、自认无责的医疗机构，双方的对立情绪如同紧绷的弦。想要顺利化解此案难度不小，王凯想到了善于做当事人心理工作的人民陪审员韩邱。

得知案情后，韩邱没有丝毫犹豫，一口应承下来，并提出先开展“背靠背”调解，得到了王凯的肯定。

“老张，咱们慢慢说。”韩邱递过一杯热茶，静静地坐在张某对面。王凯则领着医院代表刘某去了另一间小会议室。

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韩邱几乎没怎么插话。她听着张某从夫妻相识讲起，讲妻子生病前的开朗和确诊后的坚强，讲最后那段日子里妻子眼中逐渐熄灭的光。“她是不想再拖累我和孩子了……”张某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

韩邱轻轻拍了拍他的背，等他情绪稍稍平复后才开口：“老张，我懂那种看着亲人受苦却无能为力的感觉。”她顿了顿，接着说：“但咱们也得冷静想想，医院里有上千名患者，医护人员要忙治疗、忙护理，谁也没法做到对每个人每时每刻的全方位看护。法律上的‘安全保障义务’，也不是无限的。”

待张某平复心情，韩邱这才又来到小会议室，正听见刘某向王凯抱怨：“医院工作本就复杂繁忙，李某的跳楼行为更让医护人员心惊胆战，护理压力很大，患者和家属也对此事议论纷纷。”

面对刘某，韩邱换了一种沟通方式，直接摆出一组数据：“近三年，全县医患纠纷的统计中，涉及心理疏导缺失的占了三成。于法而言，这次的事情你们可能没有直接过错；但于情来讲，一个生命在医院里消逝，家属的悲痛是实实在在的。”

“一份人道主义的补偿，不是让你们认错，而是医者仁心的体现。”韩邱劝说道。王凯也适时补充道：“这既能抚慰家属，也能避免纠纷长期拖延，影响医院的声誉和秩序。”

接下来的7天里，韩邱成了医患双方之间的“桥梁”。她跑了三趟张某家，每一次都没有空着手：第一次，她带去了社区开具的家庭困难证明；第二次，她联系了心理咨询师一同上门；第三次，她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患者家属心理支持方案》。

韩邱也三次走访医院：第一次，她主要去了解病房管理制度；第二次，她参加了肿瘤科医护座谈会；第三次，她带去了一份《重症患者心理关怀建议书》——这是她请教了3名心理专家后整理的。

“韩陪审员，您说的我们都理解，谁也不想让跳楼的事情发生，我们也为张某难过，可一旦开了补偿的先例……”刘某面有难色。

“这不是先例。”王凯说，“我查了类似案例的判决，在医疗机构无过错但患者自杀的情况下，人道主义补偿并非没有依据。”

韩邱看向窗外忙碌的医院大厅，对刘某说：“咱们医院的口碑不仅在于医术高明，也在于对生命的尊重、对痛苦的体谅。”

第7天下午，张某和刘某来到了法院调解室。张某的情绪明显平稳了许多，刘某也带来了新的补偿方案。

“医院自愿支付1万元人道主义补偿，用于对患者家属的心理抚慰和生活帮扶。”王凯宣读调解协议时，张某的眼圈又红了，但这一次不再是愤怒的泪水。

签字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很轻，却仿佛有千钧之重。张某握住韩邱的手：“谢谢您，让我觉得我妻子的离开没有被忽视……也让我明白了，医院真的尽力了。”

刘某也感慨道：“王法官和韩陪审员的调解，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我们已经决定在肿瘤科试行‘医护、心理师联合查房’制度。”

几天后的社区普法讲座上，韩邱分享了这起案例。讲座结束后，一位大妈向韩邱感叹道：“我老伴也在医院住着，有时候觉得医生冷冰冰的，今天听你一说，我好像能理解他们了。”

通讯员 张楷立 张婉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