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旭

（一）

多年前，我在乡间的中学读书，在一本难觅的课外书上看到岳麓书院。这是一张拍于黄昏时刻的照片，正门的楹联气势恢弘：“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照片中还隐约看到二门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夕阳昏黄，书本上折射出深沉的沧桑感。我望向窗外，暮色穿透远处错落交杂的枝杈，正悄悄浸染窗沿。

那时我正在读《史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报任安书》中也有同样的嘱托：“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在我的读书时代，自然有着草长莺飞般的无边遐想。所以当我把岳麓书院的楹联与司马迁的晦言放在一起，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晦感。及至阅历世事，忽然有一天我读懂了岳麓书院的自信与张扬，也同样理解了司马迁的慎畏和诡秘。

多年后的一个仲夏，我去了岳麓山。站在山门前，我恍然想起若干年前那个黯淡的黄昏，也想起那本失去纸张光泽的课外书。面对这座绿荫环绕的山麓，埋在心底多年的疑惑就在一瞬间涣然冰释。

（二）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金兵三路南下攻宋，荆襄方向一路的金兵连陷光州、信阳、罗山。朝殿之上，宋高宗如坐针毡，急忙传令：“如襄阳不可保则退守长江。”襄阳知府吴拱上书：“若欲保守荆州，自合以襄阳为捍守之计。”宋高宗批准了他的固守襄阳之计。十月，金兵攻樊城不下，引兵而去。宋军发起反攻，收复了新蔡、蔡州、平舆、邓州等地。

喜讯传来，一向矜持不苟的朱熹欣喜若狂，立即给军事大臣写信，极力建议乘胜出击。建议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丝毫没有挫伤这个追光青年的报国热情。不久宋高宗退位，宋孝宗继立，重用深孚众望的主战派代表张浚，平反岳飞冤案，贬退秦桧党人。朱熹涕零上表，表达反和主张。这一奏章使朱熹有幸被召，被任命为武学博士待次。朝廷的恩赐，让他感念不已。于是他想方设法拜见了宰相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后张浚被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趁机渡过淮水，伺机而动。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返回福建路崇安县，仅仅一年后，宋朝即与金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隆兴和议”。心力憔悴的朱熹回望一眼破碎山河，马蹄下的滚滚尘埃迷住了他的双眼。这一年，朱熹35岁。文道佛心沦入内忧外患的尴尬境地，他长叹一声，俯身于寒泉精舍的青灯之下。

三年后，朱熹应岳麓书院山长张栻之邀到岳麓书院讲学。张栻是张浚之子，与朱熹相差三岁，堪称南宋文坛上的一流高手。乾道三年（1167年）八月，朱熹从崇安启程前往潭州，历时一个月。朱熹说：“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那时节，秋风渐起，长衫飘逸，陪伴他的是背着书篓的书童。童心未泯的书童猜不透文人的忧伤。就在七年前，他为了向隐居乡间的大儒李侗求学，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赶到延平，一路风尘浩荡，一心只为在学业上踵事增华。而今却是时局不平，壮志难酬。我想，朱熹这次千里之行的步履是极其悲怆的。这种悲怆感曾伴随他赴京赶考、奉旨赴任，也贯穿了他在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中挣扎反抗终至折戟沉沙的全部历程。英雄不问出处，但问归处。千里之外，于山雾氤氲中传出的诵读声沁入肌肤、荡涤心灵。

朱熹在岳麓书院停留两个月，史称“朱张会讲”。史料记载，他们“聚处同游岳麓，昼而燕坐，夜而栖宿”，前来听讲的文士学子络绎不绝。后人这样形容：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自隋唐创立科举制后，书院便成为科举的附庸，办学就是为了科举取士，正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张栻主持岳麓书院八年，他的教育主张不是为了科举和仕进，而是“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中国历史上有个很独特的文化现象，就是在国家内忧外患之时，一些原本心怀天下的襟抱书生就变得百无一用，只能躲进书房空发忧思，写诗著文以抒情。现在看来，“朱张会讲”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虽然身处山林幽境，却不禁感到一丝丝悲凉，只能在文化庇护下安顿灵魂，寻求精神的慰藉。这是自赎，还是另一种沉沦？多像鲁迅与瞿秋白，在深受生活和精神双重困惑时相识相交，相互舔舐啼血的伤口，乃至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感慨。

（三）

岳麓书院中建有一座船山祠，专祀岳麓书院学子王夫之。祠前悬挂清代外交大臣郭嵩焘所撰对联：训诂笺注，六经周易犹专，探羲、文、周、孔之精，汉宋诸儒齐退听；节义文章，终身以道为准，继濂、洛、关、闽而起，元明两代一先生。

王夫之是明初军官王仲一的第十一代孙。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后，王仲一兄弟九人率乡民在高邮起兵响应，后来在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战争中立有功劳。及至王夫之，已是国势衰败，家道没落。特殊的成长经历导致青年时代的王夫之产生了分裂的精神人格。他一边因为社会昏暗而抨击当朝统治，一边又留恋着科举仕途。

崇祯十五年（1642年）初，王夫之在武昌中乡举第五名。十二月，到南昌等候会试。然而，李自成的农民军已进入承天，张献忠取黄梅，会试被迫延期，王夫之只得从南昌返回衡阳。数年后，清军攻陷衡阳，王夫之的父亲、二弟、叔父在战乱中蒙难。永历二年（1648年），王夫之在衡州举兵抗清，战败退到肇庆。后辗转湘南各地间，最终带着家国之恨遁迹山林。

在我的读书时代，看到过一幅王夫之的画像。画面上泛出的孤瘦悲愤的气质，深深刺痛了我。这是一个愤激咯血的灵魂，他的背后被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支撑。

清朝入主中原后，王夫之始终以明朝遗老自命，摒绝与清政府的交往。在他71岁时，清廷官员来拜访，王夫之拒不见面，也不接受礼物，而是写下一副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农历正月，王夫之逝于石船山下的湘西草堂，终年74岁。他在去世前自作墓志铭，墓碑上写道：“明朝遗臣王夫之之墓”。

余秋雨在《一个王朝的背景》中说：“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是抗清复明，甚至在赳赳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折。”面对仗剑而立的异族统治者，文人士子们为了捍卫正统文化，表现出决绝的态度。他们或擎旗而立，或以身卫道……这些文弱之躯在关键时刻迸发出惊人的力量。余秋雨接着说：“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看到这段文字，我想起了赵孟頫。这是一个曾因“忘祖求荣、出仕新元”而被骨气文人鄙弃的悲剧人物。“薄其人遂薄其书”，所以傅山说赵书是无骨之“奴书”。早年曾专心临摹过赵体的康有为，后来竟也对赵孟頫的态度急剧下转，以至于深恶痛绝，甚至说“勿学赵董流靡之辈”。

对于赵孟頫，历史自然会有公允的评价。其实我认为，他企求的不过是在乱世中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案。晚年的赵孟頫一度悔恨不已。他写过一首《自警》：“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后世有评论家说，赵孟頫的晚期书法气魄雄险、老辣厚重，毫无柔媚之气。通过书风的变化，能够窥探他内心的警醒与抗争。

（四）

出岳麓书院的后门，攀山而上，有黄兴和蔡锷的墓庐。

黄兴写过一副对联：“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儿要为天下奇。”当年，19岁的黄兴告别家乡，走进与岳麓书院隔江相望的城南书院，在经世致用的学风影响下构筑了独特的文化人格。他有着传统士大夫的文人气息，骨子里却汹涌着不甘寂寞的血液。我想到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一个白面书生因“历史的误会”而卷入了“历史的纠葛”，勉强地做着一段特殊时期的“脆弱的二元人物”。瞿秋白本是一介文人，但混乱的时局让他舍弃了书斋生活。在生命的尽头，他用坦率的话语道出心中的无奈。若非外强内乱，这些文人士子可能终生会在传统文化的庇护下授业解惑、传道布经。然而风雨欲来，大厦将倾，一个又一个文人只能脱掉长衫，翻身上马，没有了雅士风度，却生发出不尽的英雄气概。我在想，当他们踏入刀光剑影的战场时，是否还在回望当年苦读的寒窗？那可是一片精神的圣地啊。

中国的传统文人向来把骨气看得最重，却又把身体看得很轻。这个现实的悖论，让经世致用精神嵌入传统文化的基因。从此，它培养的不再是满口之乎者也的迂腐文人，也不再是吟诗作对清高自傲的才子雅士，而是以身捍卫民族文化的铁血男儿，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

真正的猛士是敢于怒吼的，就像战败后的共工，撞向不周山。黄兴放下了文人的身段，“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在随后的激荡岁月里，他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终而口吐鲜血溘然长逝。史料中说，黄兴死后，远在日本东京的蔡锷听到噩耗，悲痛交加，八天后也撒手闭目。这不是一种文人的死法，而是真正战士的喋血。

黄兴和蔡锷均国葬于岳麓山。多少年过去了，他们安静地躺在青山怀抱中，俯视着岳麓书院以及草木苍生……这是文人之悲，却是文化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