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菏泽粮校退休老人武健的家中，一张泛黄的旧照片静静躺在书桌中央。照片里的男子眼神如炬——那是他的父亲武斌文，南苑会战的百名幸存者之一。

“爷爷是军人，父亲幼年就在军营里长大，既学了文化，也早早接触了进步思想。”武健轻抚照片边缘，回忆着父亲的往事。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武斌文投笔从戎加入国民党二十九军，成为赵登禹将军麾下的医务副官。

“南苑会战的惨烈，是父亲毕生难忘的记忆。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及疯狂围剿下，他们不足百人硬生生冲出包围圈。赵登禹将军突围时不幸殉国，父亲左臂肘关节被弹片击中，弹片嵌在臂骨里取不出来，成了终身残疾。”武健说，作为幸存者，武斌文带着伤痛转战，却因“亲共”倾向被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特务盯上，疗养期间屡遭骚扰恐吓。

1938年，武斌文返回故里菏泽，竟成了命运的转折——在这里，他遇见了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表哥何健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新的战斗生涯。

“由于父亲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见过世面，也粗通日语，于是便被党组织和舅舅何健之派遣打入日伪‘新民会’。我们家直到全国解放都一直住在舅舅家，肩负使命，有效地运作着党的革命工作联络站。”武健说。

潜伏生涯充满惊心动魄的日常。“贴传单要趁深夜，舅妈和母亲打浆糊，表姐何建勤在门口望风，父亲负责张贴。”武健告诉记者，最惊险的一次，武斌文将敌我形势对比图直接贴到日军军营外墙。但他刚撤离，就被日本人发现，凭着“新民会”指导员身份和流利日语才蒙混过关。次日，“对比图”事件全城轰动，极大地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

为建立情报据点，武斌文发展了照相馆青年李明轩。至此，凡是来照相的日寇驻军人员，伪政府的人员及军、警、宪的照片，都会被作为情报送到外线去。同时，照相馆也方便了我方人员拍照片，制作“良民证”，为进出城提供了便利。

在敌人阵营中，武斌文的工作不止于情报搜集，他和先期打入日伪菏泽县警备大队的共产党员付理轩及其他党员同志，不但先后多次营救过我党被捕的多名同志、转送大量的情报和药品，还从多方面、多角度地开展对日伪顽各类人员的分化瓦解工作。

“父亲他们给可争取的人发‘同情证’，上面印着关公像，暗喻‘人在曹营心在汉’。” 武健列举着父亲提起的名字，“郭宝久、吴效伦这些伪军人员，凭着这个证暗中相助，抗战胜利后也没被当作汉奸处理。”

更特殊的是“同心证”，专门发给拟发展入党的培养对象。“父亲说只发过两张，一张给了‘新民会’剿共突击队队长郭宝久，可惜他后来被日军杀害了。”武健感慨道，这些小小的证件，正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生动体现，在黑暗中凝聚起隐秘的力量。

如今，武斌文早已长眠，但那枚弹片、那些传单、那些特殊证件，仍在诉说着一位地下工作者的忠诚。“父亲常说，抗战胜利靠的是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 武健望向窗外，阳光洒满菏泽的街道，“追寻先辈足迹，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要守住这份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记者 王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