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武县白浮图镇吉祥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是清道光庚寅《城武县志》记载最早的佛教寺院，历经1500多年的风雨沧桑，唯有一尊仅存的释迦牟尼石佛，见证了佛教在成武的兴衰。原寺院虽早已荡然无存，但复建的吉祥寺颇为巍峨壮观。在成武县博物馆展览大厅，三块南北朝时期的佛像造像砖，形态逼真，保存完好。这是现存佛教在成武最早的见证，也是菏泽市较早的佛教文物明证。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诞生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是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达摩所创，后尊为释迦牟尼。张骞通使西域，为佛教东传奠定了基础。西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国使者尹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的最早记载。另一路则由海上直接传到了南方。东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刘英曾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十年，朝廷派使臣蔡愔到大月氏，邀请天竺“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以白马驮载佛经及释迦牟尼佛像，到达都城洛阳，朝廷为此修建了白马寺。东汉时期，人们只把佛教当作神仙方术来信奉，影响甚少。到了魏晋，佛教有所发展，先后译经702部、1493卷。南北朝时期，佛教迅速膨胀。南北各地，广修佛寺，佛教信徒人数大增。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之时。隋朝皇室崇信佛教，唐朝皇帝崇信道教，但对佛教等其他诸多宗教都采取宽容、保护政策，中国佛学逐步发展成熟。佛教经过“三武一宗灭佛”之后，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逐渐衰落。

成武的佛教，南北朝时期留存下来的仅有造像砖和石佛，因此白浮图镇吉祥寺是因为石佛的关系才有记载。由此可以推断，在北朝时期，地处中原的成武，绝对不会只有一处吉祥寺。

到了隋唐及宋代，成武有关佛教的遗迹记录多了起来：张楼镇双庙集福胜院遗址，始建于隋唐时期；九女集镇侯阚寺遗址，唐初为法元寺；大田集镇卧化塔，始建于唐初兴善寺内，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汶上集镇记河寺遗址，唐初开始建有寺庙。汶上集镇天齐庙遗址，唐代建有天齐庙，以后历代多次重修。宋、金时期及以后兴建的庙宇更是数不胜数。从成武县现有行政区划可以看出，天宫庙镇、孙寺镇、白浮图镇等，已是政府驻地；其他以寺、庙、庵、阁、塔等命名的村庄，多达百处。

在成武县博物馆金石展厅，有三通唐宋时期的“佛说父母恩重经碑”。“佛说父母恩重经碑”目前全国已发现七通，巨野县两通、金乡县一通、德州市禹城县一通，而成武就有三通，即唐元和六年、五代后汉乾祐元年、宋太平兴国九年。唐佛说父母恩重经碑，刻于唐代元和六年（811）年，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佛说父母恩重经碑，内容和宋太平兴国九年碑同属一个版本，可互补。行文为自左向右排序，为古代碑制所鲜见。五代后汉乾祐元年佛说父母恩重经碑，《佛说父母恩重经》经文有多种版本，敦煌研究院孙修身先生将其分为甲、乙、丙、丁四种版本。该碑经文即为甲种本，经文内容详细，四面环刻于该碑的三面，最后一面刻有立碑人等及刻石年月。这种版本的佛说父母恩重经碑目前是全国唯一的一通。成武县博物馆还藏有一通“太极真人说报父母恩重经碑”。宋太极真人说报父母恩重经碑，刻于宋乾德五年（967年）。碑文内容与佛说父母恩重经内容相似，都是劝善行孝让世人孝敬父母，不同的是该碑是以道家口吻叙说父母恩重的碑刻。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统计，目前是全国仅有的一通以道家口气叙说父母恩重经的碑刻。由此可见，当时与此并列的道教，已相形见绌，远不及佛教的兴盛。

在成武县博物馆金石展厅，还有一通刻于唐开元27年（739年）的唐玄奘译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碑”。全文260字，是般若经系列中一部言简义丰、博大精深、提纲挈领、极为重要的经典，为大乘佛教出家及在家佛教徒日常背诵的佛经，现以唐代玄奘译本为最流行。这通碑刻，菏泽市为仅有，在山东省亦属罕见。

由此可见，南北朝及隋唐宋时期，佛教在成武是极其兴盛的。明清时期，虽然佛教逐步衰落，但是随着移民的迁入，人口的急剧增长，村庄数量的增加，佛教仍占据重要位置，从《城武县志》记载及文物考证均证明了这一点。 文/图 通讯员 隋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