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 姜培军

（上接3版）

清末四大奇案之首

“圣主承天，作君师于下土；良辰当国，行政教于家邦。”电影画外音响起。

庞青云荣任江苏巡抚盛典，于庚午四月初八午时举行。

大雨滂沱，巳时三刻，庞青云下马，向巡抚宝座走去，身后朱红色的大门悄然关闭。突然，三弟姜午阳从斜刺里窜出，持一把利刃狠狠地刺向庞青云。

……

这是电影《投名状》里的镜头，制作精良，演技精湛，极具视觉冲击力。

在《投名状》里，庞青云是一个悲剧式人物。他战场上杀伐决断、骁勇善战，最后却在几名官场“老油条”的谋划下，成了一枚“弃子”。

有人说，庞青云的原型是马新贻。事实上，马新贻被刺，比电影剧情更加离奇曲折，留下了重重迷雾，“刺马案”成为清末四大疑案之首。

清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在江宁（今南京）赴署右箭道，校阅操练。校阅结束，他返回署衙时遭刺客行刺，重创胁肋，第二天死去。刺客当场被抓获，经多次审讯，刺客只承认是河南人，名叫张汶祥，供词漏洞百出，多处疑点，动机难以知晓，可官方却匆忙结案。记载这一事件的皇帝谕旨，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很快，张汶祥被凌迟处死。这就是轰动全国的“刺马案”，成为清末四大奇案之首。

扑朔迷离的“刺马案”

1973年，“刺马案”被改编翻拍为电影《刺马》。1992年，同名电视剧《刺马》播出。2008年，电影《投名状》获得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第45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等奖项，主演李连杰凭此片获得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刺马案”自发生后一直在民间广泛流传，各个版本层出不穷，扑朔迷离，多次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也表明它的广泛影响力。

事实上，这个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不只因为曲折离奇和花边内容，更多的在于这个案子背后所隐藏的政治秘密。

晚清史研究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王澧华曾接受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采访，讲述了这一段神秘的历史。

据其介绍，马新贻被刺后，随从武弁一拥而上，抓住刺客。据江宁将军魁玉当天向朝廷上奏《督臣被刺出缺折》陈述，当天晚上，江宁布政使梅启照连夜审问刺客，谁知“该犯语言颠倒，坚不吐供。再三研诘，始据供称，系河南人，名张汶祥，而其行刺之由，则一味闪烁，毫无确供”。

第二天，马新贻抢救无效死亡。6天后，朝廷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9月3日，朝廷从淮安就近抽调漕运总督张之万赶赴南京，与江宁将军魁玉联合审理此案。魁玉、张之万审案结论是：“张汶祥尝从粤匪，复通海盗。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妻为人所略。新贻阅兵至宁波，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请以大逆定罪。”

对此，12月23日上谕斥之为“不尽不实”，因此，朝廷又特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专程来此，“会同曾国藩将全案人证详细研鞫，究出实在情形，从严惩办，以伸国法”。1871年3月20日，郑敦谨、曾国藩会衔上奏《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仍照原拟分别定拟折》，称行刺没有主使，该犯奄奄一息，建议从速结案，将其凌迟处死。

1871年3月26日，朝廷发布谕旨，接受审案结论。1871年4月4日，张汶祥被凌迟处决。

“刺马案”是一桩奇案。有关专家据史料研究，“刺马案”应与湘军和清廷有直接关系。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太平天国被剿灭，两江一带成了湘军的势力范围，朝廷害怕湘军作大，难以控制。马新贻正在这时被清廷任命为两江总督，要接替的正是湘军领袖曾国藩。削减和牵制湘军的势力，正是朝廷的用意。

另外，还有人说，慈禧曾有密令，让马新贻调查“天国圣库”之谜（即太平天国财宝的去向）。明显这是湘军和朝廷两大政治集团的博弈，马新贻只是一枚棋子，面临的危险不言而喻。马新贻被刺前，回菏泽探亲，离开时曾告诉家人，“我有不测，不要上京告状，否则不能自保”。这说明，他已经预料到此行的风险。

“刺马”的七种不同说法

目前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上谕：“曾国藩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英桂着补授闽浙总督。”也就是说，同治七年（1868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闽浙总督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是接的曾国藩的两江总督，而“刺马”案后，曾国藩“回炉”再任两江总督。两江总督，是晚清政坛中，最受朝廷倚重、信赖的封疆大吏，也是油水最肥、权力倾国的要职。

马新贻和曾国藩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

牡丹区档案馆藏着曾国藩赠予马新贻的对联、横幅。对联上联为“龙章凤姿照鱼鸟”，下联是“紫袍玉带真天人”。该对联长179厘米，宽40厘米；横幅长150厘米，宽38厘米，内容为杜甫诗歌。曾国藩与马新贻同为朝廷重臣，此对联与横幅均为曾国藩书赠马新贻之作，前款题名“谷山尊兄大人”，后款“涤生曾国藩”。

采访中，经菏泽市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前所长潘建荣先生推荐，牡丹晚报全媒体记者拜读了马心顿主编的《马新贻史料总览》。马心顿是牡丹区胡集镇东马垓村人，回族。

马心顿在主编的《马新贻史料总览》代前言《直面晚清历史，再现一个真实的马新贻》中，将民间对“刺马”原因，归纳为7种不同说法：

一是，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而“刺马”；

二是，马新贻暗通新疆“回匪”，张汶祥仗义杀逆而“刺马”；

三是，马新贻曾在浙江严剿海盗，捕杀其同伙甚多，张汶祥为友报仇出头而“刺马”；

四是，张汶祥妻罗氏为吴炳燮携家财诱逃，马新贻阅兵至宁波时，张汶祥拦轿呈状，马不予受理，遂遭忌恨。后来，张汶祥私开小押店，逢马新贻出示禁止，张汶祥本利俱亏，生活无着，遂起杀意而“刺马”；

五是，马新贻遵旨裁撤湘勇，触动了湘军集团的利益，被湘军集团会同黑帮势力合谋杀害；

六是，马新贻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衡伤人命案，请托不受，造成“督抚不和”，招致杀身之祸；

七是，马新贻办理安庆教案，先是力持“弛禁”天主教，造成江南教民矛盾冲突加剧。教案发生以后，又偏袒英、法洋人，没有骨气，引愤被杀。

马心顿认为，上述一、二、六、七等4种原因证据不实，不能采纳；而三、四、五等3种原因结合起来，尚属可信。“刺马”案发生前，马新贻对于不法裁撤勇丁与帮会势力勾结为非作歹，已有觉察。同治八年七月十二日，他在《查拿盗匪斟酌办理片》中，曾说“惟各路裁撤勇丁络绎不绝，虽经随时资遣，而不法游匪潜踪逗留，乘间劫掠,到处皆有。其中更有结盟拜会之徒,存心尤为叵测,若立置重典,不足以警凶顽”。

《李鸿章传》中有一段发人深思的记述，“火烧望海楼教堂、殴毙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的教案。奉命查办的直隶总督曾国藩“谤议丛积’，旧病复发。天津教案尚未了结，江南又起波澜。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张汶祥刺杀，震动朝野。此事与裁撤之湘军有关。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清廷不得不借重李鸿章及其淮军。清廷起初是让李鸿章移师入直，预防法国水师侵扰。继而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以代替调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而湖广总督一缺则令李瀚章调补。这次人事变动，标志着在清朝的政治天平上，李鸿章压倒了曾国藩。清廷让曾国藩从直隶移督两江，显然是为了推卸天津教案办理不善之责和借助其威望镇抚‘江表疆，东南财赋’。曾国藩辞让不就，李鸿章致函劝慰：‘谷山近事奇绝，亦向来所无。两江地大物博，断非师门莫办’；‘若七年秋不妄更动，或谷山僻在海滨，竟免斯厄。每读负乘致寇之语，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极威重，不足销无形之隐惬也。’在这里，李鸿章公然把曾国藩、马新贻的厄运，统统归咎于1868年清廷人事安排的失误，倾吐了长期郁积于心头的不满情绪。”以此可见，马新贻是清廷与湘军集团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有可能的。

一代循吏，终归故里

1871年二月廿六日，马新祐率侄儿马毓祯扶马新贻灵柩，携眷属回归故里。沿途居民送别者，络绎不绝，无不失声痛哭。五月十七日，到达菏泽县城。六月十一日，马新贻安葬在菏泽西马垓村。

马新贻死后，同治皇帝加封太子太保，并亲赐祭文、碑文，谥“端敏”，入祀贤良祠。江宁、安庆、杭州、海塘及菏泽都为他建祠，以祭祀纪念。循照清律规定，在西马垓村西北兴建马新贻陵园一座。陵园坐北朝南，规模恢宏，墓碑镌刻“皇清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两江总督谷山马公墓”。

李鸿章为马新贻题写挽联一副，上联是:海岱育英灵，有昭褒忠，百尺穹碑刊刻草；下联是:江淮留政绩，闻风堕泪，千秋遗爱颂甘棠。陵园内文武侍官、石马、石羊等石像生，肃立神道两旁。

马新贻遇刺身亡后，曾国藩“回炉”再任两江总督，亲赠马新贻挽联一副。上联是:范希文先天下之忧，曾无半分逸豫；下联是:来君叔为何人所贼，足令百世悲哀。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写史者却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纯度”为百分之百的历史是不存在的。

“刺马案”已过去150多年，其事发之突然、案件之扑朔迷离，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既然“刺马案”在第一时间就不清不楚的，那么以后就更不存在弄清楚的可能性了。

此后种种说法，多有演绎、推测的成分，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乃至胡说八道。毕竟时代渐远，沧海桑田，“刺马案”终归难逃湮没无闻或戏说曲解的宿命。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真实的历史已经永远失落了，所看到的历史是为了现实而重构的。但有一点我们应该坚持，评价述说马新贻这样一位历史人物，着力点应该在“刺马案”前而不是“刺马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