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远：最怕爷爷常宝华，宁愿跑到迪厅说相声

　　2013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常远和王宁、艾伦一同表演了小品《大城小事》，因饰演“美男子”服装设计师常远被观众所熟识。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早在常远6岁那年，他就登上过春晚的舞台，那时他的搭档是他的爷爷——相声艺术家常宝华。

　　出身相声世家，4岁就登上了舞台，但别人眼中的艳羡和光彩却都抵不过小常远内心的压力和痛苦。“小时候，一听要跟爷爷一起演出，我就睡不着觉，不是兴奋而是紧张。”所以，自从考上了曲艺学校，常远就有意识地脱离家里的管控，庙会、迪厅、婚礼成了他主要的经济来源。但他没想到，“梦想的舞台”一直没有找到。考入文工团后，做了十年场务，几乎没上过台；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后，跑了三年剧组，一个戏也没演上。直到他遇到了麻花团队。

　　正在播出的第三季《欢乐喜剧人》中，常远的成绩一直不错，他把这些都归功于之前的积累。他说，总决赛想把爷爷请来助演，也是向爷爷证明，自己没有选错。

　　被迫说相声

　　最怕爷爷，一听要去演出就失眠

　　因为爷爷，从3岁起，常远就开始学说相声。

　　“小时候也不太懂什么是相声，就知道说好了有奖励，能吃糖。爷爷会专门为我写一个段子，让我背，背完就上台演。”4岁那年，常远第一次登上舞台，在一个少年宫里和爷爷一起说的相声《小皇帝》，这是一个反映独生子女的段子。“台下是什么人我不记得了，就记得演完后，收到一辆自行车。”

　　常远说自己其实一直都没喜欢过相声，“可能是从小大人非要教我，让我有了抵触情绪，到现在我也不喜欢相声。”

　　那时候和常远搭档说相声的是他的表弟，常远是逗哏，表弟捧哏，而这表兄弟俩最害怕的就是去爷爷家。“我印象最深的那次，一个段子说了一下午，从两点说到六点，就说前面三句话。比如我刚说‘今天我给您说段相声，我爷爷就喊停，说不对，‘今天这个今，你说清楚了，今今今今！”因为常远是逗哏，所以被说得也是最惨的。

　　“只要知道要跟爷爷去演出，从接到电话通知那一刻起我就开始失眠，一直到演出结束，就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演完啊。”在常远的记忆里，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不用跟爷爷一起演出的日子。

　　6岁那年。常远跟爷爷一起上了春节联欢晚会，“那会也不懂春晚的意义，就记得在之后的每天早上，都被家里人叫起来看重播，一到我的节目就让我看，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可看的。”让常远印象最深的是15岁时，和爷爷在一所知名大学演出后，爷爷把他叫到后台，当着好几位明星的面，让常远站在大厅中央，“他叫常远，是我的孙子，刚才他说了段相声，下来还有脸问我说得怎么样，这位少爷说的就不叫相声，嘴里那么不清楚。”

　　走穴找出路

　　大年三十，跑到农村迪厅说相声

　　上了曲艺学校后，又遭遇了几次被当众批评的经历，常远渐渐与爷爷疏远了，“我其实是挺喜欢在舞台上演出的，只是不喜欢跟爷爷一起演，压力太大了。”

　　“独立”后的常远开始自己想办法找演出的机会。庙会、夜场、酒吧他全演过，“我记得是50年大庆的时候。颐和园有个游园会，就在飞机检阅的前后，我和哥们在台上正卖力地演呢，飞机就开始在空中盘旋，台下的观众也不看我们。”到了春节，就转战大钟寺演出，“在庙会演出也挺苦的。50块钱一场，一天两场，10点有一场，早上8点就得到。演出大概20多分钟，完事就在公园里一直等到下午。庙会都是冬天，我记得有次唱着唱着快板，板掉了都不知道，手都冻僵了，观众在台下直喊，我才发现。最幸福的一次是三个人说群口，站在中间的人有桌子挡着，手可以缩袖子里。”

　　有年大年三十，常远和哥们演到快十二点，穴头说还有个活儿，少一个节目，你俩去不去，“也没问价钱，也没问去哪，有演出我们就去。我俩最先上了车，坐好之后看见后面迈上来一个50（码）的大脚，我抬眼一看是一位人妖大姐，对我们说‘宝贝儿，往里来点。’紧接着是一个拿着大蟒蛇的，那个蟒蛇头就在我脑袋边上，我这一路都不敢晃脑袋。我们看人家奇怪，人家看我们还奇怪呢，问穴头这俩干吗的，穴头说这俩说相声的。”车把他们拉到一个农村的迪厅，门口有个大垃圾场，还有一个大堤坝，“真以为要给我们卖了呢。”夜店里面乌泱乌泱全是人，打扮也很奇怪。“后来我们才闹明白，原来是有个表演砸酒瓶子的特技演员来不了了，穴头就把我们找来了。人家正蹦着迪呢，突然大厅灯亮了，主持人说下面请大家听段相声，底下人全傻了。”

　　奋战文工团

　　10年场务，工作等同于搬家公司

　　曲艺学校毕业后，常远考进了文工团。“从2000年到2010年，这10年我一直在文工团，做场工和剧务的工作，几乎就没机会上台。”那一届一共八个学员，都是刚毕业的学生，工资大概一个月399元，所谓的场务就是装台。“出去演出，演员都是第二天出发，场务要跟着舞美提前出发，坐着大卡车，拉着设备，到地方后要先去剧场看情况，如果台好装可以回去睡一会再起来装，如果台不好装，连夜就得卸车。我们那会干的就是搬家公司的活，音响、大灯、各种线，都是我们卸。有些剧场条件不好，没有电杆，还要现搭，好几百斤的灯都要吊上去，接音响，这些活我都会。一般装完台已经早上七点了，回去稍微睡一两个小时，又得来剧场调试灯光。”

　　常远主要负责的是打追光。最开始，同期的八个学员都在干这些活，但没多久有些同学就上台演出了，最后，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干场务。可能是从小在爷爷的高压培养下，常远说自己是那种“忍气吞声”的人，“你让我干吗我就干吗，但我会在心里较劲，就觉得总有一天，我如果有了舞台，一定会把这些能力释放到舞台上。”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时候其他同学都给领导送礼，只有他一直在埋头苦干。

　　干场务期间，常远挣外快的主要来源就是走穴和主持婚礼，“那会婚礼可真没少去，从400块一场干起。因为周一到周五得上课，需要早起，好不容易周六日还得早起，宿舍也没有热水，一早起来洗脸我就骂街，心说我受这罪干吗。就想，一定要混出个样来，以后再也不主持婚礼了。但每次人家把红包递给我，就还想再接活，得挣钱嘛。”

　　群演的日常

　　跑了3年组，结果一个戏也没接上

　　正是因为文工团里没有演出机会，所以，2006年常远想到要去考电影学院。“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我已经26岁了，太大了，所以我考的是电影学院的成人教育。”

　　不过常远依然很感激在文工团时的经历，他觉得那是自己人生的积累和磨炼。没有演出，一直装台和打光，让他成了演出的另一批观众。“其实文工团是一个挺毁演员的地方。演出都是下基层，观众都是平时看不到演出的，会特别热情，让演员容易满足，会觉得自己说得不错、演得不错，因为台下的观众已经乐不可支了。另外机关单位会让人觉得很安逸，演出量也稳定，没什么竞争意识，而且也不用创作新作品，一首歌能唱一辈子。”

　　考上电影学院后，常远也开始了跑组生活，“就跟普通群众演员一样。那个时候，我靠跑夜场和主持婚礼挣了点钱，买了辆菱帅，就开车拉着四个哥们，跑了三年组，结果一个戏都没接着。”但跑组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跑出了强迫症，“十个组，跑了九个都不行，剩那一个必须跑，就怕错过机会。”麻花正是那会跑组的结果，2009年，常远被麻花的导演看中，觉得他挺适合演喜剧，就把他留下了，之后常远认识了沈腾。“麻花是一个你只要努力就会得到认可的地方，不论资排辈。我觉得我在麻花抓住了机会，也找到了存在感。”在麻花找到自我价值的常远，还把默默疏远了很多年的爷爷请过去看自己的演出。“他来看我们的演出，有些包袱他看不懂，乐不出来，但是他看旁边人都乐了，心里会想这就是他跟孩子们的差距，他也能感觉出来这是适合我的舞台。”

　　心结

　　想和爷爷再说次相声

　　常远的工作地点在望京的一个小区里。没演出的时候，他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下一期《欢乐喜剧人》的剧本。由于每天工作都会到半夜，助理会在大家到之前买好零食、水果和午饭。采访的这一天，常远吃的是菜粥和鸡蛋，助理说常远的感冒一直没好，所以给他准备了清淡的食物。

　　屋里有一面朝西的大阳台，一到下午阳光极好，阳台上摆了一台跑步机，常远指着跑步机：“这可不是摆设，它是我灵感的来源。”据说，上周刚刚播出的这期《欢乐喜剧人》里，常远和蒋欣表演的节目，在录制的前两天剧本还都是一片空白，大家都急坏了。只有常远很淡定，让大家等等他，他去跑步机上跑了5公里。跑完了，剧本也想出来了，这就是他的解压和创作方式。记者问他参加比赛是不是压力很大，常远说“其实还好”，到目前为止，让他压力最大的还是小时候和爷爷一起上台演出的经历，这也是他人生的一个结。《欢乐喜剧人》最后一期，他想请爷爷一起上台，再说段相声，“演得好不好，我都得演，要不我一辈子都过不去这个坎。”

　　Q & A

　　新京报：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

　　常远：就前两天。（因为什么？）因为我爷爷说我，当着面就抹眼泪了，本来是想去他那寻求一个肯定的，结果他说没觉得我的作品哪好。

　　新京报：从小学习传统相声对之后的喜剧创作有没有帮助？

　　常远：会，创作和表演上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研究的都是笑点，我就知道怎么能让观众笑。比如说我演的《太想爱你》，这首歌和这个作品之所以能让观众记住，就是因为前面铺垫得好，这种铺垫的手法就是相声里面的三翻四抖，铺平垫稳。

　　新京报：演喜剧和表演的差别在哪？

　　常远：我觉得不管是演喜剧还是表演都要自然和松弛，表演痕迹越轻越好，越使劲越想让包袱响，效果越不好。反倒是你不把它看成一个包袱，观众反而会笑。

　　新京报：近期参演的电影里面都是人设比较夸张的角色，以后想走喜剧人路线还是想做一个演员？

　　常远：我都想尝试一下，我并不想把自己固定在喜剧演员上，我想做一个让大家记住的演员，而不是让大家记住的人。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坤玉 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