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白鹿原,金黄色打底,电影《红簪子》已拍摄过半了。在这个离西安市不太远也不太近的白鹿原影视城里,旅游的看客们目光聚集在关中风情的街道上,嘴里竞相哈出糖饼或油泼面的热气,而在街道另一处,《红簪子》片场内,导演监视器跟前,郝平正目不转睛盯着屏幕。
“咔!”他突然喊了一声,站起来小跑到演员面前,连说带演,领着演员一块儿走戏,身上和他们一样,也是一身儿西北农民的粗布衣裳,讲戏的时候,身边时不时有工作人员被逗笑。在这部戏里,他除了做演员,还要做导演。
是2009年那部大热电视剧《蜗居》让郝平和海清、张嘉译等演员一起走到了大众范畴的视野内,但实际上从1988年直到现在,郝平始终没间断地工作在舞台、荧屏和银幕上,期间还做过8年配音演员。
这部《红簪子》剧本出自史建全之手,对,就是圈里人都尊称为“史爷”的编剧大师,曾写作过《无悔追踪》《鬼子来了》《三枪拍案惊奇》等作品。再细看这部电影背后,你同样能发现它不容小觑的阵容:出品人谭秋宁,正是2015年中国内地“年度最佳影片”《一个勺子》的出品人;而总监制江平,是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和总经理。
作为一个从未学习过导演专业的人,郝平这部从演员正式转行至导演的电影处女作,是凭借什么得到了内容和制作上的强大支持及认可呢?他具备多大的能力,或者魅力?
“拍那些胡说八道的东西,我会笑场的!”
郝平身上有那种理想主义的演员常常会显现出来的特质:诚恳、直接、谦和,也无惧。描述一场戏的时候,眼睛里会闪光,一种来自演员的细腻生动的深情,心里满当当是戏,装着那些灵活的画面。但他的理想主义是不止囊括了深情和身体力行,还包含非常准确清晰的个人指向。
“我拍的永远是现实主义题材”,他说,“我永远不会去拍玄幻的东西,不接受,而且是抵触,我会笑场的。”
他没有演过任何一部吊钢丝的戏。一根钢丝吊下来,凭空从天上飞下来一个人,用剑气写一个字,他会说,别扯了。“这不就是胡说八道吗?违背了我对艺术的认知,我觉得那是外太空的生物,和我从小受到的戏剧教育背道而驰,戏剧教育是非常简单的,真听,真看,真感受”,由戏剧出身的他无比在意这三件大事: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怎么去做。不是不可以演,有真实可信的人物性格就可以演,言行举止都不能是生造的。
所以史爷的本子彻底打动他,大情怀之下的小人物,在特殊的语境和地域性之中说着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并且有些话还说得挺狠,是很多写电影的人连碰都不敢碰的那些词儿,史爷真写。《红簪子》里有一场戏,劝人把刚捡回来的小孩儿扔掉,有一句台词:“还不如当初就把他娘的眼子堵上,不让这孩子生下来!”狠吗?狠,可你听上去是舒服的,因为这就是那个人物在那个时候最应该说的话。
什么是应该说的话?就是人性里特别有味道的那些东西,爱,嫉妒,还有很多小情绪。北方农村地区对爱的理解,是有地域性的,这个故事永远不可能发生在香港,或什么别的地方,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北方,特有的环境下才会出现的人和事,根植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故事,看似有局限和约束,反倒是给了郝平一个想象力的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