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记忆

　　　　□郭志民

　　又是一年一度麦收时。鲁西南地区的芒种节气一过，农村“三夏”大忙便要开始了。我虽告别亲身收麦的日子已有多年，但过去那麦收的场景却早已被深深镌刻在脑海中，至今仍历历在目，始终难以忘怀。

　　最为铭心刻骨的是1970年前后的几年。那时我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每年在生产队割麦是少不了的。那时农村收麦不像现在有了收割机，全靠清一色的镰刀，一把接一把地硬割下来。由于自己一直在城里上学，刚一开始，割起麦来与长年在地里干活的青壮劳力相比，就显得格外吃力。一天下来，其个中滋味，非从来没有割过麦的人所能体验到的。最令人伤感的，还不是那腰酸腿疼、浑身像散了架似的肢体感觉，而是内心被可怜的小麦收成而深深刺痛。那时候，由于农村体制的原因，生产队种的都是“卫生田”，肥料施得很少，小麦长得又矮又细，麦穗都像“蝇子头”，一般每亩地小麦才七、八十斤的产量，除去交公粮、留种子等，一个社员分到手的小麦也就是四、五十斤，少的每人只分二、三十斤。在农村那“地瓜干子当主粮”的年代，农民分得的这点小麦，就需要一年到头盘算着吃。平时很少吃“净面”（意指白面）的馒头，多是黑面加点少量白面掺和着吃，只有偶尔家中来了客人或到过年，才敢大大方方地吃顿白面馍。说起这些往事，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常常热泪沾襟，不堪回首，但现在的年轻人却感到是在听天书。

　　不过，在那个时候，原属于菏泽地区的梁山县却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梁山北部一望无际的东平湖里，到处呈现出一派小麦丰收的景象。当时，灌注到东平湖内试洪的41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泄掉以后，淤积的黄河泥沙形成一马平川、沃野百里的大片农田，种植的小麦长势格外喜人。由于东平湖内小麦收成好，社员分得的小麦一年到头吃不完，成为梁山一带人们向往的“福地”。湖外的姑娘们纷纷嫁到湖里，导致湖外大量男青年打光棍；而湖里的小伙子则“挑肥拣瘦”，睁大眼睛选美女。各种生产力要素，曾一度向这里聚集。菏泽军分区、菏泽地区“五七”干校，都在东平湖内拥有上百亩劳动基地。每到麦收季节，军分区机关和独立营的指战员、地区“五七”干校“靠边站”的干部，都要顶着烈日去收麦。按节气，东平湖内的麦收一般比湖外晚一个礼拜，等湖外的小麦分到社员手中，湖里的小麦才刚动手收割。东平湖内地旷人稀，每人平均占地四、五亩，有的甚至还要多一些。由于劳动力不足，当地农民种麦从种到收，都是粗放经营，收割后的麦田从来不复收，大量的麦子便散落在地里。于是，这为湖外的农民去拾麦子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湖外的农村社员一忙完本地的麦收，便成群结队，纷纷涌向东平湖里去拾麦子。一天下来，一般要拾十几斤甚至还要多。在东平湖里连呆几天，个人拾的麦子比在生产队分得还要多。不过，在东平湖里拾麦是一件很遭罪的事。1967年，我就与村里几个发小去湖里拾过一次麦子。凌晨3点起床，我带上一大摞母亲用铁鏊子烙的薄饼，沿着乡间狭窄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十几公里，来到东平湖里小安山北面的鹅鸭场村一带，也就是菏泽军分区的劳动基地附近。一连三天，我与几个发小一块，蓝天当被地作床，每天就地而睡。讲起吃来，根本没有条件生火做饭，每顿都是吃点从家带去的凉饼。渴了，就跑到附近的柳畅河里，蹲在地上探下头去，双手捧起河水咕咚、咕咚喝几口。那时不知为什么，也没碰见事后闹肚子。白天忙于拾麦子，并没感到多么辛苦，一到晚上，就感到时间很难熬了。东平湖内杂草丛生，一到晚上蚊子乱飞，直咬得头上起疙瘩。为了抵御蚊子叮咬，就用带去的粗布单子蒙在头上。三天过去了，我与几个发小将拾来的麦子搓好，装在一个粗布口袋里，足足有三、四十斤。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那种获得感和喜悦之情，简直是无法形容，难以言表。

　　几年过去，时来运转。我有幸离开农村，上了大学后，于1976年进入梁山县委机关工作，再也不用遭在农村割麦的“洋罪”了，但每年麦收季节，县委机关干部也要去城关公社的附近村去帮助社员收麦。当时，那是为了“防修防变”，有目的地组织国家干部参加农村集体生产劳动。而且，当时的心境也与当农民割麦时大不相同了。如今，虽说也去农村劳动，那是带着几分国家干部身份的自豪感而去的。那几年，自己当了国家干部，生活虽然有很大改变，但农民缺吃少穿的日子仍在继续。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好似一声春雷，给广大农民带来生活的希望。1980年，家乡实行了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时，母亲的户口还在农村，也分得1.5亩责任田。家里没有其他人，种地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落在我的头上。我清楚记得，这年我回家收麦，村民们脸上那种灿烂喜悦的表情，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大家一碰面，都像过年一样高兴。全村土地包干到户后，小麦亩产一般都在五、六百斤，比过去实行大集体时多了七、八倍。开镰那天，本家的大叔喜盈盈地在地头上放起了鞭炮，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好似声声诉说着乡亲们对改革开放好政策的一片赞美。母亲的那1.5亩小麦，虽然比人家长得孬一点，也足足收了五口袋，大约有600余斤。我把这些小麦让一个叫“憨二”的邻居小伙，用地排车拉到梁山县粮食局下属的面粉厂，存在那里随用随取；取出的面粉再到机关食堂换成馍票。当时，在县委工作期间，每月供应的小麦面粉只有30来斤。平时常有同学、亲戚和农村老家的人去县城赶集或办事，中午就到县委找我蹭顿饭，我一直为供应粮不够吃而伤恼筋。自打有了母亲的责任田，我再也不用为吃饭发愁了。

　　谈起这些变化，当地的干部群众总忘不了一心为民的时任菏泽地委书记的周振兴，甘愿冒着丟掉乌纱帽的风险，在山东乃至全国较早地推行了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全区实行责任制的1979年，当年就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一举结束了长年吃粮靠统销的历史。到了1980年后，每年还向国家贡献小麦10亿多斤。就连穷得揭不开锅的东明县小井公社的农民，也是家家大囤满小囤流。说起粮食囤，新华社记者南振中当时采访东明县后，曾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看粮囤》的通讯，讲的就是通过东明县农民粮食囤的变化，反映出农村 “大包干”前后农民生活的巨大反差。特别令人回味的是，在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前，围绕粮食囤，在我们这一带农村曾发生许多令人啼笑皆非而又令人唏嘘不已的伤感故事。一些农村有这样一种现象：在男女青年谈婚论嫁时，初始阶段，一般都是由女方的母亲先到男方家里去“相家”，对其家庭经济状况认真考察一番。除了察看房子好孬之外，另一个重要的考察内容是看囤里有多少粮食，甚至还要亲手摸一摸。由于没有多少粮食，为了掩人耳目，男方便将破衣服、烂套子放在粮食囤里，并占去大部分空间，然后在最上面覆盖一层粮食，以表示家中生活富裕，媳妇娶进家后不挨饿。这种“障眼法”是很多男方对付女方前来考察的一种小伎俩。我的家乡梁山县的农村也是如此。一些男方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也常常被女方所识破，最后以告吹而收场。男方使出的这种“看粮囤”的花哨点子，看似荒唐可笑，实际上其道出了当时贫困农民的多少心酸和无奈。如今，粮食多了，他们终于可以昂起高贵的头颅，理直气壮地敞开大门，迎接任何一家女方前来细致考察了!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害怕女方识出破绽了!

　　农村随着小麦的丰收，也带来新的问题。过去用条子编的粮食囤已不适应大丰收后的需要，有的农村便发明了用水泥缸盛小麦的办法，不仅盛的数量多，而且还避免了老鼠侵害之苦。那些年，我们梁山一带农村非常盛行这种盛麦用的水泥缸，以致造成梁山水泥厂的水泥一度供不应求。

　　1984年初，梁山县公安局出台一个政策，给部分机关干部家属 “农转非”。母亲那1.5亩责任田尽管收获颇丰，但我还得来回折腾去种地，弄得我常感疲惫不堪。于是，我便趁这个机会，按照政策规定将母亲的户口 “农转非”，从此，我就彻底告别了农村麦收的日子。

　　本人虽已离开家乡多年，但始终魂牵梦绕，忘不掉生于斯、长于斯的那块地方。更忘不了那困苦的年少生活，忘不了在农村那缺吃少穿的年代。所庆幸的是，母亲的那1.5亩责任田，也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我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好政策，也感谢那些我在农村遇到困难时伸手帮助过我的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