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中国菏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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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

2019-11-08 10:34:17 来源:

  当今世界,一个颇受世人关注的“历史之谜”,在于“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尤其是当看到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国之大典”是如此气势恢宏、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融,集中展现出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和社会安宁的繁荣兴盛局面,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曾经被西方列强百般蹂躏、几近亡国灭种的东方落后国家,一个曾经长期无法摆脱饥饿、疾病以及无数灾难严重困扰的数亿人国度,是怎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呢?是怎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短七十年内就实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能完成的发展目标呢?又是怎样在屡屡被人不看好的情况下赢得了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奇迹和政治社会稳定奇迹的呢?对此,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可以说给出了最权威、最全面也是最深刻的系统回答,从而历史性地揭示了重要的“时代之问”——“中国之治”的真正谜底,同时也为“中国之治”的持续发展夯实了理论基础、作出了制度安排。

  中国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

  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隔六年,2019年10月底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把它确立为本次会议的主题,并一致表决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具有里程碑和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决策部署。

  “制度”作为人类文明要素的重要构成,历来处于基础性和决定性地位,其成熟与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是否走上规范有序、协同高效运行轨道的根本标志之一。历史表明,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们党首次把“制度”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国家治理”问题作为大会主题予以讨论和表决,意义自是十分重大,释放的“信号”也是相当清晰而强烈。站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的重要关头,尤其是当身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正处在关键时期,“行百里者半九十”,当此之时,眼睛向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比什么都重要,而在风险挑战不断、步履艰难前行的伟大征途中,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没有什么比拿出一定时间来全面回顾“来时走过的路”、系统总结自身经验教训进而通过“制度”的形式把那些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下来更根本、更紧要的了。

  党的全面领导是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

  《管子》有言,“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意思是说,大国而政治掌控力和治理能力如果弱小,那么,国家最终也会走弱;小国而政治掌控力和治理能力强大,那么,国家必将变得强大。制度及其治理体系和能力,本质上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制约,反过来对于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又具有强大反作用。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军事、外事等诸多领域的制度设计中,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处于根本的、决定性的位置。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明确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中,必须把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从而突出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统摄性地位。实际上,这次全会从指导思想到重大观点、具体举措等,无不鲜明体现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总的根本要求。

  坚持制度自信,不断增强制度优势

  纵观寰宇,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行径的阻挠下,经济全球化尽管遭遇挫折,但总的趋势不可逆转,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的竞争非但没有消停,反而更趋激烈,在这其中,包含制度性力量在内的全部软实力的较量日益凸显,逐渐成为大国之间角逐世界舞台的制高点。在理论层面,美国战略分析家约瑟夫·奈在其《软实力》一书中已有深入揭示,而在实践层面,可以说完全超出他的想象的是,原本看似各方面极其落后的人口超大规模国家——中国居然能够后来居上,不仅在经济实力上逼近美国,更是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诸多制度性方面展现出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以不可阻挡的发展成就打破了西方针对中国的无数个“不可能”,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成功逆袭。更让有些西方人士意想不到的是,坚持独立自主、依照本国国情和人民意愿选择发展道路以及制度安排,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意志进行本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已经引起了世界上那些既想保持自身独立性同时又能较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乃至借鉴。“中国道路”及其制度模式的价值不仅局限于本国之内,而是越发展现出它内在具有的国际意义,为多样化的世界提供了可供选择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个不争的事实,极大地消解了西方人持有的若干理论范式的同时,还使得他们不得不对所谓“中国模式”刮目相看。实际上,比较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西方之乱”,起点低的中国为何能在同样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出风景这边独好,当然离不开亿万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当然不能脱离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但是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所走的“道路”、所坚持的“制度”和“体制”上。这就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全面提炼和总结的“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十三个“显著优势”。

  坚持守正创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放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治”表现为一个过程,但更是一种状态,即与“乱”相对应的一种高度有序、运转高效的理想社会状态。由“大乱”而“大治”反映的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历史循环论思想,但也的确蕴涵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对于国家和社会最终归于高度治理进而高度和谐状态的无限憧憬和向往。从另一方面看,“治理”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热度很高的词儿,从政党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到全球治理,治理的呼声历来此起彼伏,可是放眼全球,“治理赤字”问题依然触目惊心。事实上,高谈阔论“治理”如何如何是一回事,治理的实际效果如何又是另一回事。决定治理效果的不是谁说的话有多好听,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治国理政的主导者代表谁、为谁说话、为谁治理。“法治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可谓众所周知,但是真正能够秉承“法治”之精髓,设身处地把自己摆进去厉行自我革命进而推行良法善治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找不出第二个。从“管理”到“治理”,从“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在政党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乃至引领全球治理等诸多方面之所以能够成效卓著、备受关注,根本上还是在于执政的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人民主体地位,着眼实现广大民众的民生福祉,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把制度优势很好地转化为了治理效能,同时也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治理怪圈。

  坚持身体力行,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制度的生命力全在于执行。回溯历史,汉唐盛世之所以由盛转衰,原本健全的制度体系因为缺乏必要的执行力而逐渐遭到侵蚀、消解直至分崩离析,是其致命症候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以马克思主义彻底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先进政党的领导,也就有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保障。这个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源自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本色,集中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秉承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表现在党内政治生活上,《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的“四个服从”正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面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积极响应全会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应切实强化制度意识,身体力行,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带动全党全社会自觉尊崇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还应加强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进一步坚定制度自信;着力推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全面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文章来源:《成都日报·理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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