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政治宣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的“两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之治”不仅成为中国这一文明大国、东方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的崭新、光辉形象，也日益成为世界高度关注和热衷研究的对象。

　　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

　　无论世界怎样看待“中国之治”，但谁也不能否认其背后有制度优势作保障。“中国之治”背后制度优势的密码究竟在哪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实际上也就解码了“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优势。

　　“中国之治”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定制度自信。但是，坚定制度自信丝毫不意味着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恰恰是我们党的鲜明品格。毋庸讳言，我们党深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特色鲜明、富有效率，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具体地说，这些不足和亟待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还没有达到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各方面、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和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仍然存在治理的“本领恐慌”和能力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治理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的问题，等等。

　　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坚定制度自信更非裹足不前、故步自封。毛泽东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不再向前发展的。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这就是世界。停止了发展就不是世界……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坚定制度自信不仅需要历史的眼光，同样也需要长远眼光，需要发展的眼光。我们一定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世界各国治理实践的经验教训也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避免治乱的循环往复，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与时俱进地推进制度建设，不断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迈出新步伐，不断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必须使国家的执政骨干队伍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做制度执行的表率。

　　不断开辟“中国之治”的辉煌新境界

　　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时候宣示下一个70年尤其是未来30年，着眼持续推动拥有近14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着眼增加和扩大我们制度的优势和特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着眼为国家长治久安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深刻把握治国理政的规律，顺应新时代发展潮流，统揽“四个伟大”，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各方面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方面作出系统规划和战略部署，为我们提供了新时代制度建设的路线图。此外，十九届四中全会还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为我们提供了新时代制度建设的时间表，即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需要指出，这里所谓的制度建设，一方面是指适应时代变化，坚持和完善现有制度，“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是指从实际出发，“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以“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所谓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是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党、国家机构和其他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不断提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效能的水平不断提高。具体地说，就是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不断提高。从上述内涵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我们治国理政的根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

　　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按照十九届四中全会提供的时间表路线图，继往开来，改革创新，重整行装再出发，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在新时代“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把“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通通抛在身后”，就一定能在新时代成功续写“中国之治”的精彩新篇章，不断开辟“中国之治”的辉煌新境界。

　　（文章来源：《成都日报·理论周刊》。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