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载温暖的军大衣

　　　□ 张长国

　　周末母亲收拾衣橱，找到一个大塑料袋，打开来，里面是一件破旧的军用大衣。绿涤卡的面料、栽绒的大翻领、深褐色的胶木扣子，无不烙着时代的印记。这件大衣是父亲留下的，迄今已有40多年了。拿起这件大衣，我仔细端详上面严谨扎实的走线和已经褐色的内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忽如潮水般涌入脑海。

　　我的父亲和新中国同龄，在上世纪60年代末参军。退伍后，他从部队捎来了一件崭新的军大衣。那个年代，缺吃少穿的人们谁能拥有一件军装就是莫大的幸事，更不用说一件军大衣了。这件大衣父亲在部队只舍得穿了三次。据他回忆说：一次是在大衣刚发下来的时候，为了试试合身不合身；一次是部队组织照相时穿了一次；最后一次是在新兵连夜里站岗的时候。新兵连集训后，父亲分配到了师部卫生科，所以就没再穿过。从那时起，父亲就把这件大衣精心保存了起来。从父亲参军前的生活经历来看，他这样做一点也不奇怪。父亲从小在一个贫困的农家长大，兄弟姐妹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吃饭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又上哪里去添置衣物呢？这样看来，一件崭新的军大衣，对于十八岁的父亲来说，无疑是非常珍贵的了。

　　退伍后，父亲也一直没舍得穿这件军大衣，即便是他冒着风雪奔波几十里上班的时候。平时，家里就是把它当成一件棉被来用，我的大姐小时候时常在深夜里发烧，每当这时，父亲就会用大衣裹上大姐，和母亲一起跌跌撞撞地跑到三里外的医院给大姐打针，这件大衣成了大姐多年后温暖的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把集体种了二十多年的土地重新分到各家各户，这是一项伟大的时代变革。父亲这时已调动到乡镇工作，作为一名包村干部，父亲责无旁贷地投入到了推行这项工作的大潮中。那时候，农村分地都是安排在冬天进行。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乡间的土路上都是冻裂的口子。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把责任田公道地分下去，父亲不得不驻村开展工作。这时候，父亲把一直舍不得穿的大衣拿了出来。白天，父亲穿着它和村干部们一起到田间拿着长绳测量土地；傍晚，又披着他和大家一起商讨分地方案；夜里，大衣又成了一条棉被，给睡在村活动室里的父亲保存住了一层温暖。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二十多里外的县城上学。因为要住校，每周才能回家一次。冬天的时候，父亲就拿出了这件军大衣，让我穿上御寒。其实，校园里早已流行开了丝棉袄和羽绒服，穿上又轻巧又保暖，还时髦。我本不想穿这件土气的军大衣，但看到父亲已经有些花白的头发，嘴边的话终究没有说出来。一个凛冽的冬日，父亲来学校看我。看到我穿着军大衣，父亲在我胳膊上捏了捏，说：“还暖和吧！”我扭头看了看周边的同学，低下头说：“还行。”父亲大概注意到了我细微的表情，也没有说什么。我注意到，在父亲银灰色的中山装下面，露出了奶奶给他做的黑棉袄。霎时间，内疚涌上我的心头。见我没什么事，父亲推着他的“大金鹿”出了校园，慢慢骑车上了公路。我匆匆跑上楼，从楼上看着父亲骑着自行车一路向东而去，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长路一方。忽然，我想起了朱自清的名篇《背影》，那其中的一些文字穿越时空，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回荡。如今，每次来到县城的那条街，我总会不经意想起父亲，想起他骑车的背影。可是，这一切却永不再来了。没过多久，一件时兴的“波司登”羽绒服就换下了我穿的军大衣。据母亲说，这件羽绒服花了父亲近一个月的工资。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的各类衣服也渐渐多了，这件军大衣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没想到二十多年了，母亲还精心保存着它。我抱起军大衣，小心地晾在铁丝上，仔细抚平它的每一个褶皱。棉衣升腾起一种棉花与阳光糅合后的香味，它是那样芬芳……我把头埋进大衣，不知什么时候已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