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明勇，一个出身贫寒农家的孩子，一个西南政法大学的高材生，一名普普通通的检察官，共产党员， 本该一路顺顺当当地走下去，却在36岁这个人生和事业的最好年华猝然离开。他只是患了普通的糖尿病，只要注意饮食和休息，系统治疗，就没有问题，但他却因忙于工作一再延误治疗。当脆弱的生命最终难敌肆虐的病魔，他轰然倒在最钟爱的工作岗位上……

　　“兄弟，有什么比命还重要吗”

　　本报记者 谢雪玲

　　“兄弟，你醒醒”

　　“兄弟，你醒醒；明勇，你醒醒！快来人啊……”

　　中国菏泽网讯 2011年1月25日下午15时许，曹县检察院5楼侦查监督科办公室，副科长张永生抱起昏倒在地的助理检察员邵明勇，声嘶力竭地呼喊。同事们来了，院领导来了，120救护车来了……就地抢救，推强心针，胸外按摩，心电监护，没有反应。

　　“快送医院！”曹县人民医院最好的专家来了，院领导来了，妻子刘海娜来了，七旬老父来了……医生的精湛技术和亲人撕心裂肺的呼唤，始终没有让他睁开眼睛。

　　“他太累了，就让他睡会儿吧。”妻子把他的头轻轻揽在怀里。

　　他的确太累了。

　　他是一个严重的糖尿病患者，患病近10年，已经发展到肾衰竭，糖尿病足。同事们不知道，他肿胀的双脚每天用布条紧紧缠住才能穿上鞋。去世10天前他患了感冒，但他瞒住了同事。院领导早就特批，他可以不用考勤，可以半工半休，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早到10分钟，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二，百姓开始忙着过春节了。一大早，邵明勇和往常一样拖着病体来到单位，作为侦查监督科的内勤，他要做的事很多。科长张跃华找他，让他拿出2010年工作总结和2011年目标任务；同科室的李福民找他，让他配班去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提审进行到一半时，李福民看他脸色蜡黄，直出虚汗，就劝他回家休息，“我没事。”他只说了三个字。11点半，两人提审完三名犯罪嫌疑人回到单位，李福民说：“你下午在家休息吧，这个案件还有四天的期限，不急。”他说：“不行，我下午得把审查逮捕意见书拿出来，给院检委汇报。”

　　当天下午14时10分左右，李福民来到办公室。“那时候，明勇已经坐在电脑前打材料了。14时30分，就听到张永生的叫喊，简直不像人腔。我跑过去，看到明勇歪倒在办公桌旁边的打印机前。电脑上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还没有写完……”说到这里，李福民呜咽了。

　　张跃华至今无法接受这位好兄弟离去的事实。邵明勇牺牲的当晚，他跑遍了整个曹县县城，一家家敲门，他要为明勇兄弟买一身像检察服一样的藏青色西装，让他像出差一样体面地走。他抱起邵明勇瘦得只有70多斤的躯体，小心地为他穿上衣服，“明勇，你个傻兄弟！有啥比命还重要啊？”

　　心里装的全是工作

　　“明勇性格温和，淳朴，待人真诚，在单位谁用得着他，他都会乐意帮忙，但从不愿麻烦别人。他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工作，总觉得自己不好好工作就对不起领导和同事，对不起检察工作。”曹县检察院检察长周文伟这样评价邵明勇。

　　邵明勇1975年4月出生于曹县苏集镇邵庄村一个农民家庭。199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政法大学，1997年毕业分配到曹县检察院工作，先后在法纪监察科、反渎局、侦查监督科工作。

　　采访中，同事都说他干起工作来不要命，查案子，冒着酷暑三天三夜把自己关在闷热的档案室里，怕汗水浸湿档案，在手腕上脖子上系上毛巾，活像只南美斗鸡；守犯人，在寒冷的雪天连续几夜捧着热水杯取暖。长期的作息、饮食不规律，使他在2002年就患上了糖尿病。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病只要注意休息，科学饮食，坚持系统治疗，是不会危及性命的。可这几条他没一条能做到。“我年轻，没事。”这句话经常挂在他的嘴上。

　　2005年夏天，邵明勇的糖尿病并发了严重的肾病，疼得直不腰起来，体重从120多斤减到70多斤，院领导强制他到省城系统治疗。躺在医院里，他却寝室不安，每天都要问大夫什么时候能出院。他说科里人手少，少一个人会给大家增添很多负担。他瞒着妻子与大夫交涉：要尽快把手术做完，争取3天下床，7天拆线，15天出院回单位工作。护士生气地说：“都病成这样了还闹着出院，你不要命了！”

　　院领导考虑他在办案一线难以支撑，将他调到侦查监督科干内勤。每年2000多件案子的卷宗被他短时间内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干完了手中的活儿，他便主动要求办理案件。2010年七八月份迎检期间，工作任务异常繁重，加班熬夜出差算是家常便饭。再加上天气闷热、蚊虫叮咬，病情日趋严重的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几次差点栽倒在地上。他的双脚开始浮肿，甚至骨折。在郑州工作的哥哥听说后很着急，从北京请来专家，要他去郑州接受治疗，他却一直推托。专家在郑州一直等了一个星期，气得要走，哥哥急了，把电话打到院领导那里：“你们怎么能这样使唤一个病人啊。”经专家检查，发现是糖尿病足，必须马上去北京做手术，否则性命不保。

　　他被家人“绑架”到北京积水潭医院，专家表示可以做手术，但必须先住院，降血糖，否则刀口不愈合，引起感染会危及生命。但邵明勇却哀求医生：“我在这里也是闲着，不如回家养着，一边降血糖，一边还可以做点事情。”妻子这次真急了：“你不要命，我们还要你呢，你就听话吧。”邵明勇也急了：“我什么也不干，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年轻，没事的，别听医生吓唬你。”

　　法律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在邵明勇心里，法律是庄严的、神圣的，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拿法律当儿戏。“在小县城里，谁家没有个亲戚朋友的？但法律内的事不用找他，找也没用。为了办案子，他把人都得罪完了。”妻子刘海娜说起来，还有些不理解。

　　有一次，老父亲带着本家的一个哥哥来到家里。老父亲说：“咱家有啥事都是你哥帮忙，你娘有病你哥也拿了不少钱，这回你哥有事了，你一定得帮这个忙。”但邵明勇为难地说：“哥哥对咱家的好，我会记一辈子，我会用其他方式报答。但案子是另外一回事，我做事不能违背法律，对不起良心。该批捕的一定批捕，我帮不上忙。”父亲气得饭也没吃就带着人走了。

　　2009年春节，邵明勇妻子三叔的孩子因打架斗殴被公安局依法传讯。邵明勇采取回避态度，呆在办公室里不回家。亲戚找到海娜，海娜一口答应救堂弟，邵明勇知道后火了：“法律是你家定的？你当家？”妻子气得要和他离婚。年迈的老岳母老泪纵横：“明勇，这些年俺家拿你当亲儿待，赏我一个老脸吧，你几次病重住院，家里拿不起住院费，可都是你三叔家出的钱啊，人家孩子出事了，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让‘公安’把孩子带走啊。”邵明勇心里一阵阵难受。人都是有感情的，但再重感情，也必须服从法律。最终，他的堂内弟被依法逮捕。

　　如果就此认定邵明勇不近人情，你就错了。“他办案坚持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法律范围内竭力寻求公正。”张跃华说。

　　当曹县倪集乡岳庄村老支书听说邵明勇牺牲的消息，放声大哭：“邵检察官这么好的人，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啊。”

　　原来，2010年12月，该村村民张某要结婚盖房子，从银香伟业公司在该村的养殖基地取了2000方土，价值2000余元，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提请逮捕。但邵明勇了解到，张某家境贫寒，且系初犯，情节轻微，符合宽缓的刑事政策，如果促使双方达成谅解，对双方都有好处。他拖着病弱的身体多次到案发地做双方的工作，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一场社会矛盾就这样化解了。

　　17岁的高三学生刘某，因犯盗窃罪被提请批准逮捕。邵明勇在对刘某进行调查时，发现刘某家境贫寒，为交学费而盗窃他人财物，涉案数额不大，并且是初犯，于是对其提出了不予批准逮捕的意见。为防止刘某再次走上违法道路，使他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他还多次与刘某所在的学校联系，恢复了他的学籍，指定了矫正辅导员。后来，刘某如期参加高考，被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录取。

　　4月25日，记者来到邵明勇生前的办公室，窗台上的四季海棠花正娇艳地开着，电脑桌面上的照片上，邵明勇正站在花丛中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