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守钧(1910-1931)， 字子平，曹县南门里人。1929年初，他参加了由国民党曹县县党部举办的“党化教育训练班”，经3个月的学习，被分配到曹县青年会工作。是年冬，经孔庆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任守钧与十几位青年集资开办“曙光书店”，积极向进步青年推荐革命书籍。后又和孔庆嘉发起组织了“曹县社会科学研究会”，定期秘密召开会议，进行革命理论的研究。

1930年夏，任守钧遵照中共开封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在县城知识青年中开展工作。1931年1月18日，国民党曹县县党部以开办“曙光书店”进行赤化宣传的罪名，将任守钧逮捕入狱。任在监狱中备受折磨而凛然不屈。2月3日国民党曹县县党部将任押解济南第一监狱。4月5日，任守钧与孔庆嘉以及前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等21人，于济南纬八路刑场就义。

今年是山东“四五”烈士牺牲90周年。为进一步了解“四五”烈士之一的任守钧的事迹，我们走访了任守钧侄媳、任子健儿媳王翠兰。在和王翠兰老人的交谈中，她数次声泪俱下，为我们讲述了这个革命家庭至今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任守钧心系大众，慷慨献身革命

任守钧出生于1910年，是家中长子，成绩优异，后因家境贫困，小学毕业后辍学投奔山西原籍的堂叔后备受欺凌，历经千辛万苦返回曹县后，任守钧一边赚钱养家，一边想方设法阅读各种进步书籍，立志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据王翠兰老人回忆，常听老一辈的人讲，任守钧那时就经常对家里人说，穷人受压迫受剥削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到时候我们都要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去。他的言行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父母和兄弟姐妹。

1928年2月，国民革命军吉鸿昌部攻克曹县城。任守钧联合一些有志青年，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在城内大街张贴标语，游行示威。1929年，任守钧加入国民党开办的“党化教育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曹县青年会工作。青年会所谓的党化教育，实质上是进行结党营私的专门训练。任守钧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改造中国社会，施展自己的抱负，不可寄希望于国民党，必须寻找新出路。青年会取消后，任守钧到曹县民众教育馆通俗讲演所当起了讲演员。在此期间结识了共产党员孔庆嘉，在他的引导下，任守钧深入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懂得了阶级斗争的革命道理，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这年冬天，任守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讲堂当阵地，把革命道理渗透在讲稿之中，在听众之间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任守钧、孔庆嘉非常重视知识青年这个群体，把县城新开办的曙光书店作为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积极参与书店经营，不断购进革命书籍，供青年人购买、借阅。他还和孔庆嘉发起组织了“曹县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十余人，秘密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进步书刊，探求真理。1931年1月18日，由于武装暴动计划泄密，任守钧、孔庆嘉被捕，被关押在曹县监狱，敌人妄想从他们口中搞清曹县的地下组织情况和活动计划，对他们威逼利诱，用尽各种酷刑，终未得逞。随后将任、孔二人押送到济南第一监狱。任守钧在狱中受尽各种非人折磨，对组织的秘密只字未吐。1931年4月5日，任守钧在济南慷慨就义，年仅21岁。

三兄弟前仆后继，接续参加革命

任守钧牺牲的消息传到家乡曹县，父母兄弟悲痛欲绝。二弟任子健中学毕业后到曹县第二初级小学任教，时刻不忘哥哥的革命熏陶，不断接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放下教鞭，专心革命事业。任子健在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任中共曹县县委组织部部长，不久调任中共单县县委书记。在一个雨夜，任子健回来和父母妻儿告别，要奔赴湖西革命根据地，当时已入冬，任子健仍是单衣单裤。在母亲和妻子的强留之下，他在家待了一个晚上。母亲和妻子连夜用两条裤子中间加点棉絮为他赶制了一条薄棉裤，第二天黎明时分，任子健急忙奔赴单县。1942年12月21日，任子健在调任中共巨南五县工委书记前夕突遭日军包围，突围时和湖西专署专员李贞乾先后中弹牺牲。

任子健牺牲后，任家尚有排行第四的任守钊和排行第五的任子珍两个儿子。两个弟弟受哥哥影响颇深，一心想投身革命事业。任子健牺牲时，任守钊已订婚，妻子娘家担心他像兄长一样参加革命，提出必须入赘，否则就不同意这门婚事。任守钊结婚后，妻子娘家人更是严加看管，杜绝了他参加革命的机会。老五任子珍则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任子珍加入冀鲁豫南下支队，随二野五兵团西进贵州。解放后调至毕节专区工作，先后任毕节专区贸易公司营业部主任等职。当时的毕节专区因道路不畅等原因制约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困苦，缺盐少布。任子珍响应中央政策，积极开展城乡农副产品交流推销，组织棉纱、盐巴等商品外调流通，尽己所能改善毕节专区经济和人民生活。后因工作需要调至黔西，任黔西财委会副主任兼税务局长。1956年6月调任毕节商业局副局长。1961年9月至1985年12月先后任金沙县商业局副局长、金沙县贸易办公室副主任、金沙县政协副主席等职。虽积劳成疾，他一直坚守工作岗位。1991年，任子珍在金沙病逝。

一家人饱受苦难，痴心支持革命

清朝末年，风雨飘摇，生灵涂炭，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任父任希贤是山西孝义县人，12岁时父母双亡，跟随舅父来到山东曹县谋生，在曹县南大街韩家酒店做学徒。同时做学徒的有三四个男孩，任希贤每天早起打扫卫生、整理店铺，因怕别人抢了先，经常在睡前将扫帚偷偷枕在头下。任希贤工作勤奋，聪明好学，深得主家信任，成为账房先生，后来更被聘为酒店掌柜。任家家境渐渐好转，五男一女六个孩子（三子夭折）相继出生。任守钧聪明伶俐，深得父母宠爱，被送学校上学，成绩总是全班第一。父母对任守钧寄予厚望，希望他谋得一份好的职业，分担家庭责任。

1928年2月，国民革命军进入曹县，革命思潮席卷县城。18岁的任守钧整天不归家，到处“空谈”一些道理，父母为此忧心忡忡。有一天，任守钧与家人谈起，苏联有个列宁，干了一件轰动世界的大事，我们就是要学习苏联、学习列宁，救劳苦大众出水火。他常常给弟弟、妹妹讲述苦难家史、国史，认识明白穷人受苦的原因，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培养革命感情。

参加革命，给家庭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无尽的恐怖和苦难。1931年1月，任守钧被捕，是任家一次次苦难的开端。因是“赤色分子”家属，任希贤夫妻二人被关进监狱，受尽折磨，直到任守钧被押往济南才让回家。

任子健参加革命后，日伪渐渐得知其加入共产党，并成为地方领导人。任家住在县城南门里，可谓日伪眼皮底下，凡有劳差，总是第一个承担；一有风吹草动，任家老少就被抓进牢房。任家更成为一些势利的街坊邻居欺负的对象。“妓女‘王八’都比咱家‘光棍’！”王翠兰老人讲到这里，号啕大哭起来……

王翠兰老人讲到任希贤夫妇思想的转变过程。有一次，任希贤夫妇抓进了监牢。因为离家近，邻居将小米粥用瓦罐送进狱中。同牢房的七八个年轻的“共党分子”，在狱中也没得吃、没得喝，但是大家相互鼓励，毫无丧气之语。任希贤将粥分给他们吃，他们不忍心自己多吃那么一点，只是用食指在粥上抹一下，就这样大家轮流着把粥吃完。一天凌晨，这些年轻人被带出狱，全部遇难。这次经历让任希贤夫妇触动颇深，为什么那么多年轻人冒着家破人亡的风险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都说是为穷人打天下，如果穷人再不支持，这个天下该怎么打。想到这里，他们由衷地为儿子的事业感到自豪和骄傲。即使在两个儿子相继牺牲之后，老两口继续支持五子任子珍参加革命，尽其所能地为革命事业提供支持。

任子健的单县县委书记身份暴露后，妻子韩念芳和幼子任广文无法在曹县城生存。任希贤安排一辆独轮车，请一名劳力，将韩念芳母子送往单县。任子健他们在单县并无固定驻地，韩念芳三人白天走路，夜晚露宿村头，饿了沿途要口饭吃，直到一天遇到八路军的队伍，他们才找到任子健。任子健把韩念芳母子安排在一个老乡家里，因公务繁忙，一家人一个月也见不上一面。

1942年12月，任子健牺牲时年仅27岁。当时，儿子任广文只有5岁，女儿还未出生。任子健牺牲后，老乡们对韩念芳母子依然不离不弃、关心有加。女儿出生后，有共党家属在村内的消息不幸传出。房东和邻居们经受严刑拷打，宁死不吐一字。组织上担心万一发生不测，安排人员将他们三人送回曹县。此时，母子三人在曹县城仍无立足之地，无奈之下，只好躲往曹县城西刘集村任守钧、任子健的姥姥家，以要饭为生。

解放战争期间的一天夜里，刘邓大军的战士来到家里，让人担任向导。韩念芳坦承自己革命家属身份，把年幼子女撇在家里，带领队伍及时到达目的地，然后孤身一人连夜返回家中。王翠兰老人感慨说，兵荒马乱年代，婆婆这样一个年轻寡妇，深夜几十里奔波，是人民群众的何等勇气，是与人民队伍的何等深厚感情。其后的日子，韩念芳积极参加做军鞋等支前工作，为路过的人民队伍尽其所能提供帮助。新中国成立后，韩念芳当选第一届山东省人大代表。

王翠兰老人说，她与韩念芳虽为婆媳，却情同母女。王翠兰出身贫穷，打小与任广文订婚。解放后，韩念芳带子女回城。婆婆韩念芳思想开明，接王翠兰到家中一同生活，还让她到南门里小学上学。王翠兰老人说，解放后，任家的生活是平淡幸福的，作为烈士家属，任家受到政府很好的关照，任子健的两个子女任广文、任广林先后上了大学，成为国家干部。可是，革命年代的种种遭遇在任家留下太深的烙印。一到逢年过节，别的人家是团团圆圆、喜气融融，而他们任家，想起过去的苦难和失去的亲人，却总是一片悲戚和哭声。

王翠兰老人还说，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强大、人民富裕，希望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要忘记先辈们、烈士们奋斗的初心，希望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人珍惜这个时代，大家一起努力工作，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张荣昌  朱 青

（材料提供：中共曹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