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年代，大凡被称为“小莫斯科”的地方，一般都是一方的革命圣地。中国当时有多少这样的“小莫斯科”，没有人做过精确统计，笔者初步百度了一下，至少不下几十个。但可以确定的是，每一个“小莫斯科”的光环背后，都有着一部不朽的传奇……

一

初春的一天上午，笔者到自己所联系的村——定陶区湾子张村迎接上级的一个检查组。刚到村里，就被告知检查组不来了，正寻思如何打发上午的时光，无意中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安陵集就紧傍湾子张村，两村相距不过一、二公里。

笔者心头一阵躁动：安陵集，自己心中的红色圣地，没想到今天竟会相距咫尺！小时候就听人说，安陵村有一个很著名的大古集，每逢农历四、九，方圆几十里的人常去那儿赶集。长大后特别是迷上红色文化后，安陵集更是如雷贯耳，知道该村早在抗战初期就曾被誉为鲁西南的“小莫斯科”，笔者采写的红色纪实文学作品中更是不止一次提到过她。如《邓小平在定陶战役后召开不握手会议的前前后后》一文中，写的是1946年9月10日上午，刘伯承、邓小平在定陶战役结束之后，召集晋冀鲁豫野战军纵队以上干部，在安陵集召开讨论总结定陶战役作战经验和纪律整顿的会议，史称安陵集会议，也就是那个著名的“不握手会议”，其开会地点就在安陵集。可以这么说，笔者在睡梦中不止一次到过这个红色之庄，然而梦想之光一直无缘照进现实。

今天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笔者自然不肯放过，简单安排一下后，遂同三两朋友一块走马安陵集。

西去不远，就到了安陵集，乍一看，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村落。初春柔和温暖的阳光撒在一排排具有鲁西南特色的农舍之上，这是一个隶属于牡丹区大黄集镇的人口大村，有3000多口人，位于牡丹区、定陶区和曹县的交界地带，并且距离三县区的行政中心均至少25公里以上，可谓山高皇帝远的“三管三不管”地带，这也是该村能够成为著名红色之村的地利因素。

立在村头的村碑像是一名忠于职守的卫兵，更像是一名勤快的解说员，向南来北往的行人介绍着该村村名的来历：安陵集建于先秦，有安氏立村，居于高丘之上，名安陵（另说因秦相魏冉采邑定陶，死后葬于该村东南约3里处，称安陵墓，又称安陵堌堆，故该村“世称之安平陵”，简称“安陵”）。

进了村子，笔者一行在村干部马主任的引导下，直奔建在村中央的安陵革命斗争纪念馆。

纪念馆的院落不大，高约六米的“安陵革命斗争纪念碑”坐南朝北，正对着纪念馆大门，碑上篆刻着杨得志将军1990年2月题写的碑名及落款签名。杨得志抗战时期在鲁西南战斗生活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1939年秋，时任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的他，还将司令部长设安陵集西门里的韩家大楼，可以说是安陵集革命斗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老将军暮年能够亲自为此碑题写碑名，足见安陵集在他心头烙下的印记之深。

这时，笔者心头忽生一个疑问，问马主任：“咱们村到底是叫安陵还是安陵集？”他回答说：“正确的叫法是安陵，不过因为村里有个古集，大家都叫安陵集，几百年来都这么叫，早习惯了。”

接下来，瞻仰过院内刻写着众多烈士英名的碑石等纪念物后，笔者一行进入纪念馆大厅一楼。这是一个两层建筑物，纪念物主要摆放在一楼。在这里，陈列着许多散发着乡土气息的革命文物，有旧军大衣，有在当年战斗中使用过的步枪、鸟枪、手榴弹、地雷、军号，有当年支前用过的小推车，有来往信件，还有老革命的合影照片，等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大厅四周的墙壁上，挂了不少相关历史介绍的文字展板，文字和文物互为补充，交相映辉，可谓相得益彰。

据马主任介绍，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该村从2019年4月开始实施还原“革命路”和扩建“安陵革命斗争纪念馆”工程。馆内陈设和有关历史资料征集工作得到该村和周围群众的积极响应，群众自愿捐赠文物760件。如今，该纪念馆已成为一个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乡村游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场所。

二

通过走访历史见证人和阅读有关资料，笔者对安陵集的革命斗争史终于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安陵集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清朝时，该村就组织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村里至今还保留着当年起义军首领开会时的遗址。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特别是日寇侵占鲁西南后，安陵集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发起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9月，安陵集的抗日群众在共产党员程力夫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成立了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总部设在安陵集。这是鲁西南第一个比较大的抗日救亡组织，该组织的成立，大大促进了鲁西南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自此，安陵集就像一簇燎原的星火，火种撒遍鲁西南的角角落落，并迅速变成一团烧向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熊熊烈焰。这一带的早期革命者，不少都在安陵集从事过革命斗争；对革命充满期待的青年，也自发到这儿寻找革命前途；外地来的革命队伍，如杨得志等率领的八路军等，因为这一带群众基础好、革命热情高，加上远离敌人盘踞的县城等中心集镇，也往往首先选择驻扎于此。久而久之，人们便把这儿视为革命圣地，就如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人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莫斯科一样，也亲切地称安陵集为鲁西南的“小莫斯科”。

1938年冬，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在团长彭明治（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政委吴法宪（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副团长梁兴初（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带领下，离开山西孝义，经山西长治、陵川及河南濮阳等地，12月到达鲁西南，来到位于安陵集的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部，救国总会负责人程力夫、程广学等组织学生打着小红旗，端茶送饭热烈欢迎，把他们分别送到群众家中休息后，还协助八路军封锁消息，盘查过路行人，千方百计保护八路军指战员的安全。

这支约几百人的队伍，都身穿破灰色军装，脚穿草鞋，一进村就帮助群众扫街挑水，唱歌演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大约在安陵住了十多天，然后向东南湖西方向开拔。

部队临行前，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因团司务长王恩路在安陵集附近的张集村给群众要小鸡招待伤员，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败坏了八路军的形象，部队首长为严明军纪，在安陵集西头的白玉奶奶庙门前召开群众大会，当着数百名群众的面，将王恩路枪决。这件事对安陵集的群众触动很大，自此，大家都认定八路军真是一支不扰民还爱民的好队伍，是天下穷苦人自己的子弟兵。村里当年亲眼目睹此事的马金时老人，后来每每说起这件事，仍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赞不绝口。

1939年，中共曹东县委成立，驻地就在安陵集。1941年2月，以该村为中心建立了菏泽抗日县政府，为菏泽市境内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1949年2月成立安陵县，1949年8月又被撤销，并入了菏泽县。

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安陵集都是鲁西南共产党人和革命队伍的重要根据地和活动中心之一，村内当时设有兵工厂、子弟小学、毛巾厂、卷烟厂、印刷厂和地下交通站等。漫步安陵集街头，随时都会触摸到这些红色痕迹。在马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先后拜谒了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抗属子弟小学、中共党的地下联络站、定陶战役时刘邓大军六纵十七旅指挥部等几处遗址。

笔者又想起来另外一个问题，问马主任：“很多史料都说刘伯承、邓小平定陶战役后在安陵集召开了一个很著名的会议，是在哪儿召开的？”他笑了，说：“是有这么一个会议，地点就是马家祠堂。”说完，就将我们领到了那里。

马家祠堂不过是三间南屋，解放后曾原址原大小翻修过一次，笔者一行转了一圈，发现同普通的家祠没有什么两样。笔者嘟囔了一句，那么重要的人物，那么重要的会议，这儿怎么看不出一点印记呢？马主任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共产党和部队的干部经常开会，大家都司空见惯了，就没有专门立碑纪念。不过他们要尽快把这一遗漏补上，要不过不了三两代，后人们可能就没人知道这一会议的开会地点了。

三

说到安陵集村的英烈，马主任说，这不能不同本村一个叫程力夫的老革命联系起来，他不仅是村里的第一名共产党员，还是村里众多革命者的引路人。

程力夫生于1914年，1931年当小学教员。1936年与共产党员于子元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与创建过抗日互助会、联庄会、冀鲁豫边区忠义抗日救国总团部等抗日组织。1938年9月，他以本村为依托，发起成立了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并任副会长。

其间，为大力培养干部、发展党员，他还在本村办起了青年救国训练班，吸收本村和附近村的300多名青年参加，为革命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其中大部分后来都成为中共党员。

1939年后，程力夫先后任中共曹东县委书记、中共鲁西南地委秘书长、菏泽县委书记等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抗日斗争，为创建巩固和发展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程力夫曾任贵州省煤炭管理局局长等职，1993年因病去世。

在程力夫等中国共产党人的引领下，安陵集村一批批青壮年先后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后来的解放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从这里奔向光荣和牺牲、奔向民族和国家的尊严。

安陵集还有更多的进步群众，他们投身革命后，虽然不能在部队操枪杀敌，但在保卫家乡、传送情报、拥军支前和组织带领家乡民众抗日和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等方面，一样作出过重大贡献和牺牲。笔者从悬挂在安陵革命斗争纪念馆一楼展厅墙壁上的展板文字中看到，一个安陵集村，先后以身殉国的烈士就达147人!

笔者随手抄录几个如下：

寇清江：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领导人之一，中共安陵中心区委书记，1939年冬牺牲。

马本善：1938年春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安陵集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考城县七区区长，1948年牺牲。

王金锁：1937年12月入党，鲁西南农民互助会、抗日救国会参加者，曾任安陵联合村村长、更生区联防队长，1947年农历十月十三日在安陵杨家坟战斗中牺牲。

杨二文：八路军冀鲁豫军区五分区十九团二营机枪班战士，1944年随杨得志北上，后在保卫延安战斗中牺牲。

杨东良：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五大队战士，1939年在东明县西王屯战斗中牺牲。

……

安陵集人拥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自然要被敌人视为“眼中钉”和“肉中刺”，他们想方设法对安陵集人进行残害，妄图扑灭这里的反抗火焰。纪念馆墙上的展板上，记载下这样两起惨案：

第一起是，日寇在1938年夏初侵占鲁西南后，对这一带的抗日活动进行残酷镇压。安陵集一带红火的抗日活动引起日军和汉奸的注意。1938年农历六月，鲁西南一带大旱。这里群众有个风俗习惯，就是一遇到旱天，就把各家各户的神像抬出来，让炎热的太阳暴晒一下，目的是求雨。这天上午是个大晴天，大家还像往常一样从家中往外搬神像，一时安陵集大街上都摆满了神像。突然，一队日本鬼子骑兵进了西寨门，先后烧掉房子几十间，残杀了杨芳、马顺京、韩文俭等村民十多人。随后，一些汉奸就赶来大肆威胁说，安陵集人今后如果再对大日本皇军不利，这就是下场。

另一起是，1946年9月定陶战役之后，我刘邓大军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国民党反动派的新五军、六十八军趁机盘踞在鲁西南地区，并对鲁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安陵集等堡垒村庄进行多次清剿，一些地主、还乡团也到处杀人放火。1948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在安陵集一带，先后抓捕我革命机关干部、农会会员及干部家属共45人（其中有安陵集11人）。1948年农历三月初八深夜，被关押的革命同志中有17人被敌人集体活埋。三月初九一大早，国民党反动派就把安陵集包围起来，把尚未被杀害的28名同志，捆绑在安陵集玉皇庙三角大坑边的一排大树上，一些还乡团、恶霸地主手持木棍挨家挨户搜查，把村里的老百姓全部赶到玉皇庙三角大坑前，当着他们的面，把这28人用铡刀全部铡死。

敌人的血腥镇压，永远吓不倒英勇的安陵集人民，他们擦干眼泪，踏着乡亲和烈士们的鲜血，继续前赴后继，奋勇向前，并最终迎来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安陵集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爱党爱国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近年来先后荣获“先进党支部”“文明村庄”“模范小康村”等各级荣誉称号30余项次。村里广大适龄青年依然保持参军报国的优良传统，每年征兵期间都积极报名应征，参军人口比率始终走在菏泽市的前列。              王贞勤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为菏泽市有关党史资料和安陵集有关村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