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俊明

前几日，在东明县博物馆“黄河民俗展厅”，我看见了一间老堂屋客厅的布局摆设，恍若重回旧时光。

老瓦房，长辈的堂屋客厅里，一张老式长条几两头翘起。条几前，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北墙上，正对堂屋门挂着中堂画，画的是一条鲤鱼，在汹涌波涛之上，摇头摆尾，有鲤鱼跳龙门的意境。中堂画两边，配着对联。

目睹此情此景，我恍然觉得，它就是我家的老堂屋。

据我爹讲，1943年到1954年，在城里中心地带——大隅首北路东，我家里开着荣茂祥百货店。全家住在店铺后宅里的时候，因为生意兴隆，家境逐步殷实，我老爷爷住的堂屋正中间，就有这样的摆设。

老爷爷去世后，我爷爷成了家族里的掌门。他和我奶奶住的堂屋正中间的一间房也摆上了长条几、八仙桌。椅子，不是太师椅，而是老式圈椅。正对门口的墙上，挂着中堂画。春节期间，中堂画换成轴子——大型家庭族谱。那时候，爷爷的堂屋是家族人聚会的场所，是街坊邻居串门拉家常的场所，也是春节期间拜祭祖先的庄重之地。

年三十晚上和大年初一中午，将八仙桌往前拉，周围摆上椅子和条凳，全家人聚餐。那时候，生活艰难，平时吃饱肚子都成问题。可是，每到春节，八仙桌上总要摆上荤素搭配的菜肴。家族里的成年男人，围坐一起，吃菜喝酒谈天说地，其乐融融。小孩子和妇女坐在一旁，吃吃喝喝，说说笑笑，打牙祭，也吃几顿饱饭，让平时瘪瘪的肚子撑得鼓鼓的。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刮起了“破四旧”的飓风，我爷爷堂屋里的中堂画和轴子刮没了。

爷爷奶奶不在了，我爹成了家里的掌门。20世纪80年代，他和我娘住的堂屋明间也摆上了长条几、八仙桌。长条几，是我二哥找木匠按明代风格制作的。八仙桌，是我爷爷屋里的老物件。看模样，就知道有年头了，像是明代风格，榫木结构，造型简洁朴素。老式圈椅，也像明代风格，线条流畅，比例匀称，简约大方。掂一掂，分量很足，应该是好木头做的。深棕色，带包浆，摸一摸扶手，滑润润的。一位木匠说，“论年龄，肯定比你爹大。”他这一说，那把椅子至少得有“上百岁”，也许就是明清时期制作的。一开始，只有一把。后来，我爹又在集市上淘来一把。也巧了，和家里的老式圈椅一模一样。破损的地方，找木匠修了修，凑够了两把。中堂画和对联本是印刷品，印着一只大老虎，时间长了，破损了。轴子，也破旧不堪。21世纪初，我让人把一个大学美术教授赠我的一幅鲜花盛开的国画裱成中堂画，又自己动笔写了一副对联，也裱了。崭新的中堂画和对联让屋子光亮了许多。我爹让我一个表哥精心制作了一幅新轴子。新轴子最顶端画着祠堂建筑，下面是层层分级的牌位图，写着一代代先祖的姓名，一看就清晰明白。春节时，悬挂新轴子，轴子下面的条几上摆上爷爷奶奶的牌位，八仙桌上，摆满供品，供奉祖先。

平时，我爹的亲弟弟堂弟弟，还有要好的街坊邻居，曾经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老同事经常来串门。倘若来人是一位，我爹和客人就一人坐一把老式圈椅。人多了，再分坐在两侧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谈笑风生。

每逢春节，从天色微明到中午十二点，家族人、街坊邻居前来拜年，络绎不绝。我爹娘分坐在老式圈椅上，笑盈盈地迎送客人，接受晚辈跪拜。条几和八仙桌上，摆满了水果糖和点心，还有花生核桃和瓜子。来人了，爹娘就催着来人吃。小孩子来了，还会捧上一把，递到他们手里。大人来了，我爹送上一杯热茶，让客人满嘴沁香，又暖心润肺。

中午吃饭时，八仙桌变成餐桌，一家三代人，后来是四代人，荤荤素素，推杯换盏，快乐无穷。吃过午饭，将八仙桌往前移动，就成了麻将桌。我们这一辈人，围坐在一起打麻将。老爹和老娘坐在麻将桌旁边的沙发上，笑盈盈地看着我们打。偶尔，老爹还会喊一嗓子：“三儿，打八条！”“美菊，你咋不碰啊？”

这样的场景，腊月二十三就开始了。腊月二十三是我爹的生日，一家人聚在一起，为老爹祝寿。一直到正月十六，才告一段落。正月十六，闺女回娘家，是一家人的团圆日。

我爹娘的堂屋，人来人往，笑声不断，热闹非凡。家庭和睦幸福的气氛经常洋溢在堂屋里。血缘亲情在那座屋子里浓得化不开。

我娘和爹先后离世。那座堂屋，连带里面的家具摆设都归了二哥。不久，赶上城市拆迁。老房子没了，堂屋，连带条几八仙桌中堂画都没有了。我也没打听究竟去了何处。现在想想，甚觉可惜。唯有轴子被我二哥带到新楼房里，春节期间挂一挂，以表对先祖的怀念。然而，大年初一络绎不绝串门拜年的人越来越少，最近两年，几乎没有了。

老胡同，旧庭院，被一栋栋高楼取代，老式民宅，堂屋客厅连带里面的所有旧摆设，也随之一一消失。传统家庭模式在物化变迁中流于记忆。老风俗习惯、家族血缘亲情、邻里友情，一应传统文化精神的沿袭也随之逐渐淡化。

沧海桑田，瞬息万变，我们接受不接受，它都在变。还是随缘随分、与时偕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