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说文》：“郜，周文王子所封国，从邑，告聲。” 邑，《说文》：“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jie）”。但周代以前，因为缺乏详尽的史料记载，已无法考证成武为何名郜及何时为郜。

远古时期，郜地（成武）地处孟渚泽、菏泽与大野泽之间的平坦地带，气候适宜，利于动植物的繁殖和生长。在新石器时代，郜地就广有人类居住。根据成武县一、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资料显示，成武县有古遗址113处，其中大汶口文化时期古遗址2 处；龙山文化时期古遗址24处。在113处古遗址中，有59处为堌堆遗址，假如没有后来的数次黄河淤积，显现的堌堆要更多，遗址也恐远非113处。这是大禹治水以前，先民为躲避洪水择高处筑土而居的实证。据《史前文明与菏泽历史文化研究论集》考证，菏泽市古遗址群多达15处，全部为大汶口文化时期或龙山文化时期。在古郜（成武）遗址群，以成武县城为中心，周边已密集发现古遗址17处，其中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多达10处。其他14处龙山文化时期的古遗址，则分布在成武与曹县交界处的楚丘遗址群、成武与巨野交界处的昌邑（甲父）遗址群。

大汶口文化时期的2处古遗址，一为成武西北、巨野西南的古乘丘遗址群中的纪河寺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二为成武东南、单县西北的古防城（潜）遗址群中的黑堌堆遗址，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26处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均有采集的大汶口、龙山时期特征的陶片标本为据。另外，在满白寺遗址、文亭山遗址等处，还出土了25件完整的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等，均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器物，现在成武县博物馆展陈。同时表明，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郜地就有人类在此居住。在龙山文化时期，郜地居住点已广为分布，尤其在以现成武县城为中心的地带，遗址较多，人口开始聚集。同时，郜地又属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叠加地区，是新石器时期人类居住的理想地带。

中原地带多平原。郜地地处广袤的中原平原，一年四季分明，最为适合人类居住。大禹治水的成功，为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夏代手工业、文化艺术等也有了新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为人类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据成武县一、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显示，夏代有人生活的遗址（即岳石文化）不断增加，包含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遗址已达53处之多。郜地的繁荣发展，人类的繁衍生息，为富集人口、向邑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商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其农业比较发达，已用多种谷类酿酒。手工业已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白陶、釉陶，交换也逐渐扩大，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早期城市。其强盛时期的疆域东到大海，西到陕西东部，北达河北北部，南至长江，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大国。

商初的郜，已由夏朝的边疆转成为国之中心，甚至数次曾成为王畿之地。《中国通史全编》载：《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河南安阳），是为五迁。从此，“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自商汤定都于亳（今商丘）后，祖乙自邢迁于庇（今郓城）、南庚自庇迁于奄（今曲阜）、盘庚自奄南渡大河迁于亳，盘庚十四年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商朝建立后的几次迁徙，其范围在今河南、山东境内，一次涉及山西境内，但总不外黄河南北、距黄河不太远的地方。历史证明，郜地在盘庚定都于殷（河南安阳）前，周边的商丘、郓城、曲阜均曾经成为商朝国都，郜地无疑是王畿重地，成为郜邑必是大势所趋。尤其是盘庚迁殷后273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作为商都东南王畿重地的郜邑，已成为经济、文化重镇，为向早期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西周初年，武王能将其十一弟姬硕分封于郜，拱卫王室，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隋启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