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立 编著

第十章 忧患岁月

时间进入1966年，单县一中和全国一样，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谢孔宾也陷入困惑、迷茫、痛苦之中。随后，单县一中停办，1969年他被派到常六去办高中。

在常六，那时，谢孔宾是带着4岁的女儿去的，夫人去世，他当爹又当娘。继1958年“教育大跃进”之后，“文革”期间再次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强调教育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使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不少地方提出“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的口号，与1958年“大跃进”时“村村有小学，队队有中学”的目标很相似。

学校在一处高岗子上，那是地主的旧房子，三间顶露天的堂屋当做办公室和住处。

夏天，外面下雨，屋里也下雨，桌子上、床上，都湿淋淋。为了避免把衣物弄湿，谢孔宾用塑料布罩着那些东西，在漏雨的地方，用洗脸盆等接住那些雨水。

到了冬天，谢孔宾和孩子真的体验到了“贼雪”的说法。农村的冬天最难过，一切都灰头土脸地赖在无边的旷野里，那些树、麦秸垛、房子、麻雀，一些家养的猪和羊，都没有一点精神。这时的常六高中，在冬天也显得寒酸，除掉三间的办公室，就是三间的东屋，作为教室，那里面学生的喧闹，算是给冬天一点生机。

那些杨树和槐树，像是已经冻成了几只冰棍，直挺挺地戳在地上，一片御寒的叶子也没有，连小鸟也不敢落在它们身上躲避刺骨的寒风。农村的路上光秃秃的，冻硬了的路面在不停地反射着寒气，偶尔走过的行人总用严严实实的衣服结结实实地把自己裹成一个大粽子。

常六村子的街道上，那些狗，也只是傻傻地蹲在墙根，或黑或白或泛青的小脑袋上看不到一点暖意。尾巴冻弯了，根本就不能再自由摇摆。

谢孔宾在屋里办公改作业，手冻得不能握笔。那屋里的空气似乎早已投降，屋子都已经被冰冻占据，盆里的水结了冰，桶里的水上了冻，窗子上糊了一层厚厚的窗花，连瓷的碟子盘子也变成了冰块。常六的这个冬天真冷。

懂事的女儿对谢孔宾说，“爸爸，我一点也不怕冷！”好孩子，真懂事啊！

冬夜是有雪的，这里叫贼雪，是说那雪如贼一般，从盖不严的瓦片钻进屋里，贼雪，贼雪，无孔不入。白居易有首《夜雪》：

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

白居易的《夜雪》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冬。诗人当时45岁，官职是江州司马。当时白居易因上书论宰相遇刺事被贬江州，在寒冷寂静的深夜中看见窗外积雪有感而发，孤寂之情愈发浓烈，写下了这首《夜雪》。天气寒冷，人在睡梦中被冻醒，惊讶地发现盖在身上的被子已经有些冰冷，疑惑之间，抬眼望去，只见窗户被映得明亮亮的，这才知道夜间下了一场大雪，雪下得那么大,不时听到院落里的竹子被雪压折的声响。

常六的冬夜，如无数的湖西平原的冬夜，夜里下雪了，簌簌而落的雪仿佛为乡村盖上了厚厚的棉被。乡村就是蜷缩在琥珀心中的小虫子。一切都沉寂了下来，世界如一个初生的婴儿。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还是白居易的，冬夜是喝酒的最佳时刻，三两个知己围坐在闪着火苗的小火炉旁，呷着米酒，回忆着那尘封的旧事，每个人的脸上都被这夜的温暖熏染得带着些许醉意，微笑着尽情地陶醉。但那些年，谢孔宾过得苦，没有人登门的。

冬夜也最适宜读书。有人说，窗外飘雪，屋内点烛时，最适宜读《聊斋志异》，朦朦胧胧，意境万千。冬夜，手捧一本书，或倚窗前，或坐在被窝。而这时的谢孔宾仍是沉浸在书法里，他在冬夜练习书法。

夜深，他睡去，而砚台里的墨汁也就冻上了。

到了天明。除掉他的头，旁边的枕头上落的都是雪，女儿如一个雪孩子，脸冻得通红。

也有闲暇的时候。在春秋天，晴天的时候，谢孔宾可以看那些蓝天白云，他还是从云的变化中想到的是书法。云就像一出独特的墨锭在蓝天里的创意，先是浅灰淡灰，然后加深加重，成了墨的团块。这样的云，有力度有厚度，像李可染笔下的积墨山水，有苍有润、有笔力、有墨采。乌云应该是蘸墨最浓最重的云，是有吨位的云。最后那云承受不了，雨就下来了。雨是云的骨头，是云的笔画，无风的时候是悬针竖垂，风起了，横平竖直的正楷变成了歪歪斜斜的狂草，或者是郑板桥的七分半书，没有一个字是直的，没有一个笔画不是扭曲的。

谢孔宾在常六一年，就又回到单县一中等待分配工作，在1970年，他被分配到位于高韦庄的单县九中。

高韦庄所在的单县九中，在废黄河上，就是清朝铜瓦厢改道前的黄河。废黄河的河堤就是一道蜿蜒黄土岗子，那岗子的地势高，比周边高许多。废黄河里还残存着一些沼泽和水洼，那里面长者些芦苇、荆条、簸箕柳。那里的土，是沙土，一到春天，黄沙弥漫，这高岗子就是明清时候黄河流淌过的旧河道，也称黄河故道。黄河曾是悬河，黄河走了，那河床留下了，像是一道绵延的黄土长城。

在迎接新生的时候，要创造一种气氛，就要写大字标语。在办公室，大家都围观谢孔宾写大字。

在“文革”高潮的时候，那时候大字报贴得满处都是，造反派写好稿子，就找谢孔宾抄，因此他写的字，大字报一贴出去，人们都围观。在当时，无论是单县一中校园，还是外面的大街上，谢孔宾抄写的大字报，成了单县有名的大字报。谢孔宾抄写大字报，与别人认识不一样，谢孔宾也总结出抄大字报的几大好处：一是不用自己掏钱花钱买纸，写别人的纸不心疼；二是字最怕挂墙，写孬写好，只要往墙上一挂，一眼就看出好孬；再是那些看大字报有些是有学问的，听听他们的品鉴也是收获。

那时写大字报，有时一写就是一天，有时是一夜，悬肘悬腕，这是一种极限练笔，也算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副产品。

而谢孔宾的女儿玉函自小耳濡目染，跟着父亲练习写字，这次，她看父亲写迎接新生的标语，看见大家都在围观，才４岁的她突然对爸爸说，让我写吧？

谢孔宾看着４岁的女儿说，你能行？

小女儿说行，告诉我写什么就行了。

于是她拿起大毛笔就写：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那可是斗笔，稚嫩的小手抓住斗笔，有模有样地在每张大纸上写两个字，写好贴在学校大门口墙上了。

第二天谢孔宾领着女儿在校园散步，迎面正好遇到校长。

校长问谢孔宾，大门口墙上欢迎新生标语，是请哪里的书法家写的？

４岁的小女儿急忙说是我写的，其实校长故意逗小女儿玩哪。

在“文革”中，谢孔宾在单县九中6年，在1976年，他被抽调到县城，在单县教育局教研室任语文教研员。

谢孔宾这时更多的时间，在为了防震搭起的防震棚练习毛笔字。而他做饭用的煤油炉，是自己制造的，在这些动乱的年代，谢孔宾习起了木工，一些吃饭用的饭桌、立柜，是自己做的。当时人们的服装式样，多数是按照上海人穿着的样子，而谢孔宾看着那些图样，为人剪衣服布料，一剪子下去，十分精巧。

其实这满身的才华和谋生的技巧，都是被生活所逼，有句话：若非生活所迫，谁愿把自己弄得一身才华？都是生活一步步把人逼得优秀。当时作为一个老师，把教书当做第一生命的他，正是而立的壮年，确实这样消耗着生命，但他觉得不能沉沦，还是把书法精进，君子待时而动。

《易经》说“否极泰来”，在“文革”后期，他结识了单县县委副书记王宗普。王宗普自幼热爱书法，初学颜体，他在单县一些地方，发现了谢孔宾的书法，觉得谢孔宾的书法，艺术上多闪光处，也是从颜真卿走出的，于是就到乡下看望谢孔宾。

粉碎“四人帮”后，王宗普调到菏泽师专任党委书记。1979年，王宗普把谢孔宾和曹明冉调到了菏泽师专。

特殊的十年，是谢孔宾心灵炼狱的十年，他在那个十年中，政治上受歧视，心情十分压抑。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谢孔宾被一串的矛盾和不理解所包围，他希望国家往好处去，对那些癫狂，对那些打人、打砸抢，对摧毁文物，他真的是痛心。

这十年是一个民族的创伤记忆，怎样记住这些苦难，不让重演，谢孔宾只有到书法里，才获得片刻的轻松与愉悦，书法再次成了他的精神支撑。

艺术家对待苦难，自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苦难，是人类也是艺术史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可以毁掉一个人，也可以造就一个人。八大山人经历国破的大悲痛，剃发为僧，通过书画宣泄内心万千思绪。他的画作构图奇特，形象异乎寻常。而“瞪眼鱼”之类，看似摹物，实为借物抒难抒之情。弥尔顿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帕格尼尼则是哑巴，但这是世界音乐史上三大怪杰，只有不被苦难击倒的强者，然后才能成就自己。

苦难可以熬炼人，“解决它”和“直面它”无疑是一个强者的基本态度，谢孔宾是用书法来面对这个阶段的试炼，坚持内心的追求，在岁月中苦熬。

第十一章 天 命

五十而知天命。在谢孔宾五十岁的1980年春天，他正式从偏僻的单县，从一直在中学层次徘徊的状态，而一跃到了高校：菏泽师专中文系。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绝不是认命了、颓废了，而不再奋发、不再作为。

五十岁，在孔子的年代已是高寿，能活到这个岁数的人，一般都会对生命进行终结性总结而沉沦于暮气之中，日落西山，气息奄奄。而孔子，五十岁后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对自己兴灭继绝、克己复礼的理想追求表现出了更大的激情与热望。

夫子五十二岁居相位，大刀阔斧地施展政治抱负。五十四岁开始周游列国，矢志不渝地推广自己的思想主张。六十八岁归鲁，静心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撰《春秋》，孜孜不倦地为后世整理文化遗产。这才是孔子所谓“知命”者的涵义也。

五十岁，还是壮年，所谓伏久者飞必高，在“知命”中加一“天”字而为“知天命”，是知道自己的来路、自己的归宿、自己的担当。虽不能增加生命之长度，那就增加生命的宽度、厚度，增加生命的分量，致力于拓宽生命，丰沛生命，才是一个真正“知命”之人。

在五十岁时，谢孔宾终于可以以自己的书法、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他先在菏泽师专中文系担任书法教师，后调到美术系，任专职书法教师。一副翰墨，不但是谢孔宾的精神载体，也是他的谋生传道的载体。多少年来，在笔墨纸砚的这块既狭窄又辽阔无边的土地上，什么都可以割舍，但谢孔宾唯一挣不脱的，就是这些流动线条。

当时菏泽师专党委书记王宗普爱惜人才，是他，英雄不问出处，把谢孔宾和曹明冉一起调入菏泽师专。曹明冉回忆，1974年10月，曹明冉随县政府“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下到了城南三十公里黄河故道旁的高韦庄公社。这期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生产队打农业翻身仗。在这里画了大量的农村风景以及男女老少的农民肖像，也画了很多驴马牛羊的速写。这些画引起了关心文化工作的县委副书记王宗普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菏泽师专中文系的师资可谓强手如林。有名满天下的美学家、从讲师直接评得教授资格的李丕显先生的文艺理论。记得1985年夏天，在现在学校门球场的那棵合抱粗的白杨树下，同学们怯怯地围在李丕显先生的身边，其实当时他才四十出头，但脑门无发，围在头颅边上的头发也已斑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