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祥富

去年教师节前一天，商店摆出花束，裹着玻璃纸，几个孩子围在摊前。我站路边看了一会儿。

我们上学那时候，没有教师节，可打心底敬重老师。不然，一个寻常放学的傍晚，我怎敢随手掐几枝带着湿泥的野花，悄悄插进老师桌上的墨水瓶!

那年秋天我犯浑，打架，没完成作业，还骗老师说功课早已写完。三桩错事摞在一起，站在办公室门口，腿肚子直打颤。崔老师示意我进去。他没有打我，也没有厉声训斥，只是轻声告诉我，打人不对，不写作业、说谎更不行。又提起我二叔孔凡喜，打鬼子牺牲，走的时候才虚岁二十。

他把蘸水笔轻轻搁回墨水瓶，笔杆斜斜倚在瓶口，偏过头，沉默片刻，看向我，只叮嘱一句：“好好读书，好好表现。”

放了学去地里割草，田埂上的野花开得热热闹闹。我随手掐了几枝，还沾着泥。第二天早晨，趁办公室人少，我屏住呼吸溜进去，把那几枝野花悄悄插进桌角空着的墨水瓶，转身便跑，心扑通扑通跳。崔老师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往瓶里添了清水。

那年冬天，徐庄放露天电影。开场之前，幻灯幕布打出三好学生名单，上边有我的名字。我一下子从板凳上弹起来，欢喜从脚底直冲头顶。四下转头，在人群里来回张望，却没有看见崔老师。

第二天一早，我跑进办公室，窗台上的野花早已枯了。我大声喊：老师，我的名字上电影啦！他放下笔，笑着说，我知道。那场电影他并没有到场，我心里明白。

后来我当上了民办教师。站上讲台的第一年，在学校棉田边上，看见地头遍地野花，我不由自主地采了一束，找个旧墨水瓶盛上水，摆到自己办公桌的一角。那一刻我才慢慢懂得，当初崔老师往瓶里添水，哪里是稀罕那几枝野花，他是看见了一个窘迫的少年，悄悄攥紧了想要上进的心劲。

日子像田埂上的野草，一茬接着一茬。后来我离开讲台，到公社机关工作。办公室窗台上搁着一只粗陶盆，里头栽的是从田埂上挖回来的野花，紫白相间的小朵，枯了又发。后来有人仗着家世上门施压，非要我违规盖章。来人一拍桌子，盆花微微一颤，几片干花瓣被震落。二叔的身影、老师的叮嘱，一齐浮上心头。那次，我没有盖章。

临内退之前，我获评菏泽市优秀共产党员，名字登在《菏泽日报》上。我捧着证书和报纸，去了崔老师家。老人坐在屋檐底下，身旁月季、海棠开得正旺。我目光扫过他膝头的报纸，第二版上我的名字，被他用红笔稳稳地圈了一圈。

他缓缓开口：“我看了一辈子报，头一回在上面看见自己的学生。”他示意我坐下，又顿了顿，说：“好，好。好花不看地方。”

院子里的月季开得正好。望着满院繁花，我忽然想起几十年前那个墨水瓶，想起那几枝沾着泥的野花。在老人眼里，田埂上的和院子里的，原是一样的花。暮色渐沉，我起身告辞。老人扶着门框目送我走远，瘦小的身影，在我心里越变越高。

如今我早已退休，又一个教师节快要到来。花束裹不裹玻璃纸，和当年那把带泥的野花，在老师心里本没有轻重之分。名字映在幕布上也好，登在报纸上也罢，他永远就是一句：“好，好。”话语很轻，分量却重。